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智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办，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到场参加此次学术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讨论深入。
沈越教授就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两种人类历史演进模式进行了。他指出，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采用历史方法，就是马克思根据19世纪西欧发展的历史所形成的四形态模式。后来斯大林将它被扩展为五形态模式，包含了社会主义，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容置疑的，其实马克思从未有过成时间序列描述的五形态模式。二是采用逻辑演绎方法，形成的三形态模式：前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后市民社会，其中后市民社会麻仓优下马作品番号为沈越老师所定义，这种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一般历史规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远未达到马克思预言的“无阶级的市民社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现代市民社会特殊的具体形态。
沈越教授特别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中的Bürger术语德文、法文和英文的演化。中译本根据俄文版进行翻译，把大量应该译为市民的地方误译为资产阶级。其结果是双重的：一是将资产阶级概念扩大化；二是将与商品经济关系相联系的市民概念，混同甚至等同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概念。沈越特别指出，误译将两种不同理论层次的历史演进思想混淆，将只具有解释西欧历史特殊规律的四形态模式当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历史规律，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了三形态模式的价值。
沈越教授进而指出，历史方法是从复杂纷繁、多样化的历史现象中概括出各时代特点，然后比较不同时代间的差别，最后根据这些差别的时间序列排列出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过程。历史法在本质上是归纳法，这种方法有局限性。只能不能证伪，人们无法穷极所有的历史现象，故研究无法涵盖可能存在的例外。逻辑演绎方法的优势是从已知推出未知,这里指从已知历史知识推理演绎出未知，既包括未考察的过去历史，也包含对未来发展大体的演绎,因此可以弥补历史法的不足。逻辑演绎法最早在数学中使用，后来推广到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是最早也最广泛借鉴其的人文社会学科，也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科学性的社会科学。马克思的创造性在于，他的三形态模式的提出，实现了历史与逻辑演绎的统一：一方面，他采用历史的方法对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考察，并把它们与已形成的现代市民社会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他采用逻辑方法演绎出理想的未来社会，即个人在社会中获得真正的、的后市民社会，进而形成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形态模式。
沈越教授接下来对两种历史演进模式进行案例分析。沈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并非最早采用历史方法将西欧历史演进分为四个阶段的学者，傅立叶早在19世纪初已提出，对此恩格斯曾多次谈及，并给予高度评价。沈越结合马克思经典著作进行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部落所有制”、“古代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原译“资产阶级社会”]。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市民社会”[原译“资产阶级社会”]。在《草稿》中：马克思扩大了视野，对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形式进行研究，并把它们与现代市民社会加以对比。此外，他还涉及到俄罗斯与斯拉夫、克尔特、印加帝国及秘鲁等的历史形式，在更加广泛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与“市民的”相对应的“前市民的”一般化概念。在《序言》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市民的生产方式[原译“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接下来，沈越教授对两种历史演进模式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精彩的。他指出，任何社会都是历史的产物，不存在的经济社会形态。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人类的经济活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发生性变革时，上层建筑或快或慢或迟或早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当然，两种历史演进模式存在明显的区别。四形态模式不过是三形态模式中的一个阶段。三形态模式的标准是个人与社会关系；而四形态模式的标准则是生产方式的对抗形式，即阶级关系。三形态模式属于第一层次的理论，四形态模式则属低一层次的理论。最后，沈越教授结合《德意志形态》中的“主义运动”对主义作为终极阶段的错误进行了，尤其是把较高阶段误译为高级阶段带来的危害进行了分析，对中国的成就给予了新视角的分析。
郭冠清研究员对沈越教授四十年不懈研究市民社会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沈越教授的使我们对“市民社会”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解，过去由于翻译错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混乱，现在到了“重新回到马克思”时候了。郭冠清研究员还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对《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是否为经典表述、马克思是否存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专程来参加沈越教授的，并进行了精彩的点评。教授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沈越教授中的“市民社会”误译为“资产阶级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就人民、和市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发表了自己看法。
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王瑶副研究员接下来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沈教授是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研究的权威，其学术论文引起了学界长达30多年的讨论。沈教授采用文本考证的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演进的另一种模式：前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后市民社会。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第二，市民社会是否是除和经济的自组织第道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与沈越教授进行了交流。
在讨论交流环节，经济研究所赵伟红博士后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问题发表看法。沈越提出，以往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犯了“假问题真学问”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将历史法提出的四形态说硬套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上。四形态说是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无法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解释。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林盼助理研究员谈到，建国之后中国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时候，奉行的是拿来主义，就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构想从马列原典里面找依据，作为自己性论证的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人意识到翻译上可能存在的错误，也可能因为的影响没有表达的空间。来自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其他学者也参与了讨论。
最后，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陈昌兵研究员做了总结发言。他谈到，沈越老师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进行了考证，将经典原著中本该为“市民化”翻译为“资本主义”在学术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利用历史法和逻辑推理法对社会形态等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研究。由此可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对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面对我国复杂的现实，在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基础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用于解决我国现实，并为我国可持续增长提供理论支持显得到尤为重要。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