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书话点将录》，那时与万康平先生闲聊写作这部书稿时，我就知道，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强势的话语下，在我们的论文论著以为标准的今天，所谓“点将录”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要在几百千把字中评点人物，是很的，在不知不觉中也许还会得罪很多人。我虽然尽力保持自己一惯的写作风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更何况我资料有限，学识浅薄，精力不济等，都不是最适合的作者。我不敢说知我罪我其为文乎这样的话，在万方多难的今天，我不想把“点将录”写成“录”，因为我们的读书人太可爱了。我想到我们这些寂寞的读书人，想到我们这些传承中国文化的读书种子，我真的不忍心对他们有太苛刻的要求。我只想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赞美他们。虽然拙稿以书话为主，虽然我写不出他们的风采，虽然错误百出等等，我只能尽一己之力而为之。记得我曾对万康平说，这部书稿完成后，我可能洗手不干了。今天，在我完稿之际，我要对那些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写作此稿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他们最的帮助，他们将自己的著作签名题跋寄给我，使我能顺利完成初稿。
试写了几篇之后，分别寄给了万康平、靳逊、汤序波，眉睫等人，承他们的厚爱，或赞赏、或、或，我受益匪浅。就在此时，冯传友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表示要连载这部书稿。同时，朱晓剑等人又我可以在《藏书报》上连载。在王雪霞、张维祥的支持下，很顺利地上了《藏书报》。当连载成功时，黄岳年先生在《名家云集的〈包商时报〉》中说“以《书话史随札》等著作享誉书界的王成玉，是武汉书香状元。他在《包商时报》上开设‘书话点将录’专栏，对今日书话进行梳理。王成玉学养深湛，磊落，可以预期，这个专栏的开设，将成为书香社会的别样贡献，是值得期待的事。”罗文华先生在《民间读书如火燎原》中说：”近期民间读书界还有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就是书话史专家王成玉先生开始陆续发表他的‘书话点将录’系列文章，他所评述的书话家，‘按《水浒》一百零八将排座次，既要突出学术贡献，又要符合书话特点，还要展示个人风采。排名的过程，也是对书话史梳理的过程。特别是那些富有个性的绰号，既传统又现代，最有趣味，最引人入胜。……相信他的‘书话点将录’，会对当前书话写作和阅读中存在的问题有所和触动。”为此，罗文华先生又在《天津日报》给《书话点将录》开了专栏，连载了二十多篇，一时各大网站纷纷转载。
朋友们的期待，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然而惭愧的是，我的杯子很小，我写不出他们的风采。当我将部分初稿寄给王稼句先生和董宁文先生请他们审读时，得到他们的指点和支持。王稼句说：“‘点将’之作，清末民初有过好几篇，主要是诗坛词薮，也有说部，更有地方一隅的，一般都采用《水浒》天罡地煞的名号，先生如果这样去做，或许会吃力不讨好的，还是现在的写法比较稳妥，我在《藏书报》（《包商时报》）上已看到了，很有意思。先生既是个人意见，别人是奈何不得的，希望将它陆续写完。”董宁文说：“……在博客上也看到你与万康平的对话，我的感觉是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事情，诚望早日完成这个计划。你信中所说的观点非常好，我想就这样一写下来，当可成一家之言，其他的无关议论倒不必在意。”
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我与当代读书人相隔太远，闻声而无联系。因此，为了能体现当今书话写作的状态以及所选人物尽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不得不向阿滢先生和虎闱（陈克希）先生求救。他们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签名送给我，还帮我联系彭国梁、徐明祥、自牧、韦泱、李福眠等诸位先生。由于人物众多，我又联系了杨栋、袁滨、安武林、孙卫卫、谭远、徐玉福、董国和等人，得到了他们最的帮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手捧这些珍贵的签名本，一次又一次的，一次又一次成为我写作的动力。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本书稿的写作能得到这么多师友的支持，何其幸也。此前，我还收到很多朋友寄来的新名本，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令我感到惭愧的是我们武汉的书友，近三十年来，我们在一起访书、买书、读书、藏书，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帮助我，安慰我，每有新书，总是让我先睹为快并相赠。然而，由于体例等原因，我没有写他们（《书事六记》写了一部分），还有很多闻名全国书界的大家名家，也由于我资料有限，读书不多，闻见不广，而未能入选，在此向他们表示歉意。
自拙作《书话点将录》在博客上刊布以来，点赞者有之，者亦有之，等等，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关于“点将录”的写作，我在《例言》和其他文字中略有表述，恕不重复。用王稼句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吃力而不讨好的事。更何况人们对书话的认识又是各执一端，我也许只能点到为止。
记得开始写作时，曾将初稿送给几个朋友审阅，承他们的厚爱，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我也因此改变了某些写法，在伟统的写作中，增加了一个“成玉曰”，是想写得亲切一点。一是抒发对老一辈学人的思念之情，二是就书话表述一己之见，三是简述与朋友交往的收获，等等。
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写了一些民刊主编和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人不能进入“点将录“，他是学者，其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发言的，说得也没有错。可惜，我不是学者，“点将录”也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乃一读书随笔耳。虽然旨在梳理一下书话史上有贡献的人物及各种现象，但在写作上大抵也是以书为主，以人为纲，重点并不是写人，而是写各家对书话的认识和看法。
自误入书话以来，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书话史随札》出版后，又写了一些关于书话的文字，并辑为《书话识小录》（未出版），主要观点尽在其中。今天又无意闯入“点将录”，以人为纲，以书话为主，并兼及各种现象，想藉此梳理一下书话发展变化的脉络以及各家之观点。
“点将录”是一种很传统的文休，是中国文学的一种样式，在印象中一枝独秀，很引人注目，当然并不好写。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序云：“一夕，被酒初醒，乃援笔逐一厘定，并各系赞语，或论人，或论诗，遇感辄书，难以例范。要之，别有事在，非无谓而作也。百年之间，国运之盛衰，人才之消长，以及诗派之变迁，略系如此。”又跋云：“余雅不欲于此时流布，又以录中所评诸人，寓贬于褒，且有肆为讥弹之词，而其中人多健在，有不可留为后日见面地者，故于校稿时，稍为更易，实乘余本旨。”又云：“惟陈石遗以天罡自命，而余位以地煞星首座，大为不乐。康南海但以‘伤摹拟’三字致憾。夏剑丞自负甚高，而不得与于天罡之列，意亦未嫌。”盖“点将录”一体，其知人论世，亦颇为不易也。虽然如此，但读者对这种文体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种“点将录”应运而生，这个中断多年的传统文体又重现江湖。我的这部书稿，在董宁文先生的支持下，呼之欲出。特别是王稼句先生、万康平先生，他们不仅对拙稿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还撰序为拙作增色。最令人难忘的是上海文汇出版社在万方多难之际出版这本幼稚的小书。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期待读者。
乡前贤怀宁潘伯鹰先生，桐城吴北江先生高足。诗文自出机杼，藻鉴独有；小说则北派冠冕，书海派翘楚。相与交游酬唱者，皆瑜亮，与吴兴沈秋明、华阳乔大壮、常州蒋峻斋、南安潘虚舟、巴郡许蟫堪情谊最笃。尝随长沙章行严先生北上和谈，翩翩之名，动于海内，京津渝沪之地，罕有不知之者。然先生殁后未及五秩，声名渐已不彰。今掘理钩沉，觅旧文新刊中堪资鉴识者，列附于兹，以飨同志。
潘 受：《玄隐庐诗十二卷初校读竟感成长句二首题后》。《玄隐庐诗》，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1987年出版
林北丽：《百鹰老友嘱题〈周竞中女士事略〉》。周永珍编：《徐蕴华、林寒碧诗文合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钱伯城：《物外一诗人——怀潘伯鹰先生》。姜德明主编：《七月寒雪：随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陈巨来：《记十大狂人事》（安持人物琐忆）。《万象》，第四卷第十二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姜德明：《潘伯鹰与〈蹇安五记〉》。《书叶丛话——姜德明书话集》，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李志贤：《景山兴云，鹰望鹏远——纪念上海书协创办人之一潘伯鹰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书法赏评》，2006年第3期
周颖南：《〈冥行者独语〉和〈中边录〉前言》。缪力编：《周颖南文库》卷一《周颖南序跋集》，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周颖南：《潘伯鹰遗著〈人物志〉前言》。缪力编：《周颖南文库》卷一《周颖南序跋集》，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周颖南：《关于潘伯鹰先生的〈坚道〉诗》。孙永安编：《周颖南文库》卷二《周颖南散文集（上）》，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周颖南：《此是浮生真实境——潘伯鹰其人其事》。孙永安编：《周颖南文库》卷三《周颖南散文集（下）》，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周颖南：《题〈玄隐庐诗〉》。缪力编：《周颖南文库》卷十二《南国玉树》，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李志贤：《就懦轩书学管窥》。《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潘伯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李志贤：《（潘伯鹰）年表》。《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潘伯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方继孝：《潘伯鹰的“五项全能”》。《旧墨三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史胜翠：《风神潇洒，平淡天真——潘伯鹰的书法艺术》。《青少年书法》（少年版），2007年第6期
周 冰：《蒋维崧与潘伯鹰》。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
谷 卿：《幻设为文 风雅讽世——读潘伯鹰〈蹇安五记〉札记》。《安庆晚报》，2010年2月1日
谷 卿：《诗林奇珠海外还——读黄山书社版〈玄隐庐诗〉》。《安庆日报?新皖江》，2010年3月5日
丁惠增：《海派、桐城派与书坛潘氏双杰》。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编：《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
近日检书，又看到了姜德明先生的这封信。重读一过，久久难以释怀。九年了，这封信一直鼓励我读书写作。记得拙著《书话史随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后，我给周翼南老师送书，在闲话中谈到了姜德明先生。姜德明先生是唐弢之后又一位书话大家，其作品不仅有唐弢遗风，而且在发展变化中又多有创新。周老师说姜先生为人正直热情，掖后进，请他指点一下，大有好处。现在想起来，当初如果没有周老师的鼓励，我是不敢打扰姜先生的。于是很快就收到姜先生的这封信。全信如下：“成玉先生，收到惠赠的大著《书话史随札》，非常感谢。这是一本没有前例的书，当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一定认真。致以！姜德明（二0）0七年四月一日。”手捧此信，环诵再三，且感且愧也。
本来这本书出版后，我知道自己学识有限写得并不好，不过抛砖引玉而已。万万没有想到姜德明先生对此书极为重视，说是“一本没有前例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姜先生的鼓励，也许就没有我今天的“书话研究”。一个人的一生，在紧要关头，能得到高人的指点和帮助，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就我自己来说，从读书写作到文章发表以及出书，都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我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们。姜德明先生的这封信，几乎改变了我读书写作的方向，于是专心致力“书话研究”。后来在《出版科学》和《藏书报》发表了《论书话的基本特征》、《论书话的概念和定义》等，一共有六十多篇关于书话的文字。这些文字，我已编为一集叫《书话几度红》（未出版）。现在又写了一部《书话点将录》的书稿，主要是思考书话写作在当代的发展和各种现象以及今后写作的方向等等。虽然微不足道，只是个人的一点而已。倦说书话已经有好几年了，很多读者朋友都认为这些文字很有意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当前的书话写作和研究，似乎有一种今昔之感，并没有想到还要继续再写下去。今天重温姜德明先生这封信，真是令人感慨系之。
收到梁萧（北窗）先生寄来的《此生快意书天堂》（海豚出版社2015年11月版）很有些时日了，几次动笔想写几个字，又不知从何说起，最终还是掷笔一叹。近日在家理书，又见此册，还有几本朋友寄来的大作，不能赞一词也。今天又重读了这本书，在寂寞中似乎还是想说几句。
作者是楚地读书人，职业是医生，除了读专业书精益求精之外，又喜读近代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等等，这就不是一般读书人的境界。特别是他阅读的兴趣几乎与我相同，而且更深更广，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例如他读鲁迅、周作人、胡适、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王元化乃至黄裳、张中行、董桥、邓云乡、舒芜、姜德明、钟叔河、流沙河等等。用龚明德的话来说：他不只收藏，泛泛阅读，还不断了解其生平事迹，消化其学术观点，对诸多相关的趣闻轶事了如指掌，并做横纵关联性比较，有自己的见识，这就是不同一般的深阅读了。
本书第一篇写的人物是吴方。关于吴方，我二十年前在《长江日报》上写过一篇《世纪风铃》的文章。其中说：“这些天来，一本《世纪风铃》与我形影相伴。睹物思人，不禁有人琴之感。吴方先生有感于二十世纪这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在沧海横流的风云际会中，选择了二十多位文化名人，为他们画像。如王国维、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弘一、辜鸿铭等，从这些高居塔顶随时代风潮而叮当作响的人物中，我们也许能看到一些历史文化、思想演变的影子，吴方先生说：‘不过，这些人物，又并非黄钟大吕一类，在我想，即如檐间的铁马或曰风铃，风一动，也发出声音，虽然有些寂寞，也是可听的。’今天，吴方先生在寂寞中走了，还有那寂寞的声音。”有趣的是，我的另一位老乡眉睫也很关注吴方，感叹吴方渐渐被淡忘。
梁萧是个书生，据说藏书近万册。龚明德回忆说：“在他书斋里，随手抽一本书翻开，往往能看到里面大量的标记和旁批。有一本十万了的书里，旁批估计就有二三万字。当这些摆在面前时，眼前这个读书人，不能不说很纯粹：没有功利，只有兴趣。”今夕何夕，这样的书生，真难能可贵也。正是因为我与他有相同的兴趣，他读的这些书，对我来说有一种很亲切的感受。记得有次我在微信上晒出一本《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他回复说，他有二十多本关于陈寅恪的书，就只差我这一本。是啊，这本书出版三十年了，不知重版过没有。当时花城出版社别具匠心，本书的全题是《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先生商榷》。著者并不是，而是冯衣北。其中收录了冯的两篇文章，余的五篇文章。冯是四号字，余则是五号字，大小不同，相映成趣。冯的两篇文章共44页，余的五篇文章却有167页，几乎是一部的文集。
关于汤炳正先生，我是没有资格说的。然而，事有凑巧，情有因缘，近几年来，我在网上遇到汤炳正的文孙汤序波，他经常在我博客上留言，似乎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于是我们相识了。我那时不知道他是国学大师汤炳正的文孙，后来访问他的博客，见其谈他祖父的文章，很有学问。他知道我喜欢读书，常常各自交流读书。好像是我有一篇文章，谈到传统语言学等方面的书，他极为赞赏，并视我为同道。先是寄来《研渊楼屈学存稿》（汤炳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13年5月版），后来又赠我一本《渊研楼杂忆》（《开卷书坊》第四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8月版），受之有愧也。
在我读过的一些书中，对汤炳正先生的印象不是很深，隐隐约约知道这个名字，大约还是与《楚辞》研究相关吧。当我读《渊研楼屈学存稿》时，才知道他是章太炎的。本书第三辑《书信拾遗》第一封信就是写给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的。他说：“大人赐鉴：忽得手示，曷胜欣忭！睽违尊颜二十余年，仰慕之情，无时或已，沧桑之感，一言难罄，想处境正同耳。附寄大作《高阳台》、《水龙吟》，抒写为先师扫墓情景，俯仰古今，凄怆难胜。但与张公苍水相比，虽‘英雄一例终黄土’，而先师正当宜付史馆，‘汗青’，不只‘野老村翁，闲话遗闻’而已。诸友，战时星散，炳所知者，惟姚奠中兄（豫泰）在山西大学任教，馀无所闻。专此敬颂，吟安！后学汤炳正拜。1960年10月20日。”
此信言短情长，一代学人之沦桑由此而出，章门因“战时星散”，飘零四方亦久矣。在章门中，特别是汤炳正先生更是少为人知。近读《开卷》（2015年第十二期），见理洵《鲁迅三题》之《门槛》一文中说：“章太炎的，倘若要列于名单，要紧者恐亦几近三十人左右，钱玄同（疑古）、许寿裳、朱希祖、黄侃(季刚）、刘文典（舒雅）、汪东（旭初）、沈兼士、马裕藻、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启明）、胡以鲁、易培基、陶焕卿、钱家治、朱莱、余运岫、吴承仕、庞俊（石帚）、沈延国、徐复、朱季海、王仲荦、诸祖耿、姚奠中等，看着这个名单，难免让人生叹，学生都那么厉害，先生不厉害就实在不行了。“理洵说的这个名单，很详细，也很有代表性。但据汤序波说，在1988年建成的章太炎纪念馆中，挂名的名单是：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汪东、许寿裳、沈兼士、鲁迅、周作人、刘文典、吴承仕、顾颉刚、傅斯年、姜亮夫、诸祖耿、王仲荦、徐复、曹聚仁、汤炳正、姚奠中。后来在“章太炎故居”中又增加了沈尹默等十二人。汤炳正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不喜欢参加学问以外的事，曾担任过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他的学问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影响力，但是在读书界却并没有很多人知道。
戴明贤先生在《研渊楼杂忆》的序文中说：“《研渊楼杂忆》的作者汤炳正先生是当代大学者，青年时代就颖异秀出，成为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在传人黄侃逝世后最得意的。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大公报》报道国葬章先生的消息中有这样的文字：‘章夫人介绍章高足汤炳正君（鲁藉）报告章近年经过，章夫人并谓：章生前对汤炳正极赏识，以为乃承绝学惟一有望之人云……’。炳正先生享年八十九岁，数十年治学不辍，深入屈原、楚辞、古文字、古语音等多门学科，著作等身，创见极多。”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晚年写了一篇《忆太炎先生》。文章一开始就说：“遗憾的是，一九三六年太炎先生逝世之际，国内外学术界的挽诗、挽联很多。而我当时正在苏州从先生受业，哲人云亡，竟没有写下诗、联寄哀，师友多怪之。其实，我并无他意，只觉得，先生的学术造诣与的一生，决不是几句挽诗，或一副挽联所能概括。而先生对我的谆谆与扶掖许之厚谊，更决非语言能表达。故与其言而无当，倒不如缄口‘心丧’，更为得体。”当时《大公报》的张季鸾来苏州参加会时，曾约请他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在报上发表，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也是那个时候写的。汤炳正说：“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又以耄耋之年，写此回忆文章，也许遗忘之事未免过多，但阅历之后，或反中肯。”他说跟鲁迅先生的文章一样，这其间，既有关于太炎先生之事，也有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事。“不过鲁迅先生是把太炎先生看做是‘有学问的家’，而我则是把太炎先生看做是‘有业绩的学问家’，所不同者，如此而已。”
汤炳正有幸成为章门，原来是他在《大公报》上看到“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招生广告去报考的。之前他非常敬佩章太炎先生，曾拜访过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先生。当时的考题是《治学之经过》。他说蒙太炎赏识，录取研究班前列。在问学的过程中，他说我是单独拜谒太炎先生最频繁的一个，可以纵意中畅谈，无拘束感。太炎晚年尝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汤炳正初闻此言，不甚理解。他说：“一次，在晋谒时，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大国手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也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次耕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由于他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师生又亲密无间，故常常在谈话中聆听有很多精湛的议论。有一次谈到“博学”问题，章太炎说：“博学要有自己的，有自己的创见，否则就是读尽了天下书，也只是书笥，装了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独有的东西。”关于向前人学习的问题，章太炎说：“学问是无止境的，后人应该比前人更进一步；学习外国的东西，也要思考，有所发现；抄袭，是没有出的。”又说：“任何学问，都要展开争辨，只有争辨，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因为，在争辨中，对双方都会有，有促进。”还说：“治学如无主动性，就决不会有创造性。”
回想当年的太炎先生，他说：“世之论先生者，多认为五四以后，太炎先生从旧主义的先锋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不错，当旧主义已发展到新主义阶段时，先生确实没有跟上时代，走了一段弯。……况且太炎先生走了一段弯之后，在他的晚年，终于汇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潮流之中，新主义。”太炎之后，其门人对学术思想和文化多有贡献。虽然他们学术上未能得先生之全体，但在、小学、史学、文学、哲学等各有所为，多为大家名家。汤炳正说：“现在有人称我是嫡系的‘章黄学派’，也有人责我偏离了‘章黄学派’。其实，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前者，虽愧不敢当，但我确实沾溉了太炎先生的学术遗泽；后者，也是事实，但这说明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的前进的道。这现象也许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吧。”
在当年章太炎的会上，汤炳正被推为学生代表发言。他表示要继承先生遗志，把“章氏国学讲习会”继续办下去，发扬章氏学派的优良传统。他说此事得到实现，被聘用者，有诸祖耿讲《毛诗》，姚奠中讲《中国文学史》，沈延国讲《诸子通论》，潘重规讲《史》，龙榆生讲《诗词》，马霍讲《庄子》，黄耀先讲《史通》，汤炳正讲《声韵学》和《文字学》。后业因太平洋战事，租界被占，“太炎文学院”被停办。从此，一代学人，风流云散。
一九八六年六月，汤炳正到杭州参加“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时，拜谒了章太炎陵墓。墓碑”章太炎之墓“，乃系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时所手书。当时章太炎自分必死，故留下这幅手迹。汤炳正说：“书体在篆隶之间，即结构为篆体，而以隶书笔法出之。跟近几年出土的西汉帛书酷相似，非先生之沉酣于秦汉碑碣，心领神会，绝难至此；而先生跟奸邪斗争之正气，亦流露于毫素之间而千古不朽矣。”值得庆幸的是，汤炳正得知姚奠中在拜谒太炎先生墓并参观纪念馆后，发现正堂及两厢皆缺楹联，于是纪念馆特约姚与汤各撰一楹联。汤的联语是：“遗志托南屏，谋国岂逊张阁学；高名仰北海，难忘郑公乡。”上联用张苍水事，写先生遗嘱南屏山张氏墓侧；下联用郑康成事，写先生设帐苏州培养后学。汤炳正说：”回忆先生逝世时，我并未撰挽联，虽事出有因，终属遗憾，不料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以八旬之年，竟有幸为和先生的纪念馆撰写一楹联。人事之变化倚伏，往往有难于逆料者，殆此类欤！”据说，汤序波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正在撰写《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期待这部大著早日出版。
昨天我在微信上刊出欲写当代书话四大家，一时议论纷纷，谁是当代四大家，各表所见，直到晚上还有朋友私信我，都提出了很好的，我受益非浅，铭记在心。当然也有不屑一顾者，甚至还有好心的朋友替我担心等等。其实，我欲写四大家，主要是就此机会整理一下自己这些年来对书话的一点浅见，也许所选的四大家并不重要。记得十年前，我在中华书局主办的《书品》上发表过一篇《潘伯鹰与钱锺书》，就潘的《黄庭坚诗选》以及读钱锺书《谈艺录》揭出他们之间的一段微妙的关系，算是一段文坛佳话吧。他的这本诗选全书不过十万字，然其序文却约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前辈大家用心良苦，我欲效之。所以，我的重点也在序文上，估计也要占
全书（书稿约十万字）三分之一。主要论及近三十年书话的写作发展和变化包括对赵普光《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的评论等等，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岁末年尾，很高兴地收到南京张昌华老师寄来的《百家湖》和《艺术周刊》以及一张精致的手书贺年卡。笺纸中嵌一大红洒金纸片，手书“丙申大吉”四字，真是漂亮得很，这样的手工制作已经不多了，我受之有愧也。张昌华老师是著名的作家和编辑，退休前曾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名家翰墨》、《走进大家》、《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二》、《故人风清》以及《百年风度》等等。都七十多岁高龄的人了，还在读书编刊，为人作嫁，真今人肃然起敬。
他在本期《编辑室手记》中说：“我们要感谢，感谢十四年来全国乃至海外广大作者的大力支持，日均五百件电子令我们激动不已；年如一百一十岁老寿星周有光先生，稚幼如‘北外’大三女生赵艺，海外的张充和、聂华苓，的司马中原、张香华，的董桥、彦火等。感谢《读者》、《中外文摘》、《特别关注》和《扬子晚报》等十多家报刊转载了近百篇文字，大大地提升了本刊的知名度。感谢我的前任刘向东、陆华、吴野和姜滇四位先生，他们用汗水营造了百家湖的蓝天绿地、湖光山色的人文空间。凡此种种，我们无以为报，只有铭感，对已挥手的文坛前辈张充和、黄裳、周汝昌、宋词和罗孚，我们表示深切的怀念。”本文最后一句话是：“别了，我的《百家湖》！”
原来这一期（一百八十一期）是他们的终刊号。停刊后，他们将移师转战《艺术周刊·百家湖》，全球征订，公开发行。那天与张老师通电话，他要我的地址，说寄我一本存念。今天，当我手捧这期终刊号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去年今日，他在网上给我发来一幅精美的贺年卡，在发送名单中，看到有很多名家大家，我忝列其中，倍感荣幸。他在电话中说，由于编辑部一共只有两人，对我关心不够等等，望我原谅。听到这里，我真是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青睐，何其幸也。由于喜欢读书作文，偶然一篇文章被他看中而入选《百家湖》。今天他又在《艺术周刊·百家湖》上刊载了我的一篇《南京有个〈百家湖〉》。千里之外，百忙之中，他还在我博客上选文，这样的，令人感念，有前辈大家之风范。
本期的《百家湖》，可谓名家林立。有舒乙、冯骥才、龙应台、彦火、吴青（冰心之女）、董桥、刘心武、舒婷、李昕、高莽、赵丽宏、毛乐耕等等。大家云集，琳琅满目。一纸传情存知己，可感可念也。
时序变迁，人往风微，以文言笔记畅述幽怀者亦少矣。今读俞长源《寓记·里门杂咏》（《开卷书坊》之一，黄山出版社2015年2月版），以一人一家之事，系家国身世之感，颇具史料价值。作者自叙云：“寓记者，记余一生经历之诸居处也。《说文》云：‘寓，记也。’又云：‘寄，托也。’又云：‘宅，所托也。’”所谓“衣、食、住、行，而住为首焉”。是书以寓为端，虽述家事，皆关时代也。俞律先生说：“先父是书，以历年所居寓所为点，社会为面，每居一处，则以是处具体生活为据，故以寓居名之。”
关于“寓记”，古人笔记如“岁时记”、“坊巷志”、“梦华录”等以及各种纪事诗，或文或赋，或诗或词，再加之笺注别裁，读来栩栩如生，乃史家之别录也。正如董宁文《编后记》所云：“此书用寓记的形式记录长源公的一生行迹，从中可以窥见其时的社会变迁、人事更迭、风俗人情，读来令人感慨莫名，并能从中受到非常的教益。文章以文言写出，可品可鉴。”
作者俞长源先生是一位读书人，毕生服务教育界，出身私塾及师范文科，以授古文为主，精熟文言，行文古雅，饶多趣味。其博览群书，挥洒自如，乃难得之佳作也。《寓记》正文十六篇，每篇先述寓居之地，或征引旧籍，或记其名实，街巷邻里，居住，历史沿革，市井风情等等，不失书生本色。如首篇《湾子街》云：“柏家井在三多巷内，夏晚月上，店伙多纳凉于此，各携乐器作奏弹会，或引吭唱粗犷香火调，或曼声为婉转花鼓曲，铁绰高歌，红牙低奏，各臻其妙。围而听者，据木凳，凭竹椅，男则摆扇于手，妇则伏婴于怀，素辉烛之，莫不神凝目注，一幅市井行乐图也。”由此而今，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今日大妈的广场舞或庶几近之，乃“市井行乐”也。
浏览是书，此“寓记”之书卷气跃然纸上，其读书之多，琳琅满目。他曾研究谚语，编集《谚语汇征》。以《说文》发端，又引杨万里《独醒》、《文心雕龙》、《史通》、以及赵宦光《说文长笺》、颜师古《汉书志》、段玉裁《说文注》等等。其云：“余书纂组于诸家之后，宝山珠海，条获匪难，嗣业承绪，工役必省，异日杀青，当附谚书书目于编末，庶免掠美之诮，藉供讨研之资。”
有趣的是，作者晚年将两千余册书售于古籍书店，“三车以去”。他说：“昔有故家才妇陈维坤者，鬻元人百家诗，以诗写笺黏书后云：‘典及琴书事可知，又从架上检元诗。先人手泽飘零尽，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鸡林求易得，他年邺架借应痴。亦知长别无由见，珍重寒闺伴我时。’余以此诗和其韵而反其意曰：‘自家长物自家知，插架堆床只暂时。一旦卖驴惭字缺，千金享帚免人嗤。贫儿碗运成陈迹，章驱有导师。珍重临岐挥手别，多年伴我莫情痴。’”呜乎，天下好书天下人共读之也。
此书附有《里门杂咏》三百余篇，以七绝诗纪扬州名胜古迹与民间俗谈，实《寓记》之一部分，原题为《扬州杂咏》。他说：“旧作《扬州杂咏》，成于已巳，阅七稔，侨寄沪城，理箧得稿，三复吟玩，追念往事，犹有记忆如新者。”所谓“推移，新陈消长之迹，亦错杂于篇章，与有心人共鉴焉”（自序）。是书之成距今近八十年矣，山川巨变，在今日之旧城中，当年作者所歌所咏者，不知幸存几何。此情可待成追忆，我来亦迟也。
日记究竟始于何时，据何满子先生说已不可考矣。在今天的日记研究中，首屈一指的是陈左高先生。著有《中国日记史略》、《历代日记丛谈》、《古代日记选注》等，被誉为日记研究第一人。山东的自牧先生也是高手，用古农（于晓明）的话来说，是继陈左高之后，高擎日记研究大旗的领头人。一古一今，薪火相传。何满子在自牧《半月日注》的序文中说：“最早的日记当是史官和侍从为爷作的‘起居注’，也在秦汉发明了纸笔之后。汉刘向《新序·杂事》云：‘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日记’一词即由此而来。此后才有文人自记日记，但在史籍上也无可查考。确有可据的是，宋代文人已有人记日记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黄鲁直（庭坚）有日记，谓之‘家策’，至宜州犹不辍书。此外南宋曾任宰相的周必大也写日记，有诗句云‘旧迹时将日记开。’可知私人写日记的习惯在宋代已经流行，也可称源远流长了。”日记的写作发展到今天，据说还有一种被钱锺书称为的“借体写作”，即以日记体裁写小说、随笔等文学作品。今天的大多数“书事日记”，大约乃为如此吧。
关于日记，至少在鲁迅和周作人以及来新夏、邓云乡、黄裳、钟叔河等都有很多精到之语，凡喜欢读日记或研究日记的人都是知道的，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些年来，我在买书读书的过程中，也买了一些日记。记得最早买的是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后来又买了《鲁迅日记》以及《味水轩日记》、《郑孝胥日记》、《忘山庐日记》、《天风阁学词日记》、《越缦堂读》（从日记中辑出）等等。我读日记多半是当文学作品读的，至于有人说“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那是在做学问。好的日记，除史料价值外，还要有一种文字的美感，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学日记”或“日记文学”。例如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版），情文并茂，可读可藏。其“论学、论政、论人、论事，皆平气，不抱成见，不尚空谈”。（叶景葵序语）就“书事”来说，最有名的巩怕还是那部《越缦堂读》了。关于越缦堂日记，鲁迅和邓云乡各有所见。拙著《书话史随札》曾谈到此事，今再表出之：
邓云乡先生在《日记文学谈丛》（《水流云在杂稿》，北岳出版社1992年12月版）一文中说，在近 代，日记写得最漂亮的是李慈铭。但鲁迅先生对这部日记是颇有微言的。鲁迅先生说：“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仿佛受了骗。”（《三闲集·怎么写》）由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我想起了我们现在的一些“日记文学”，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邓云乡先生对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似有自己的意见。他说：“但这也不能据为。它的历史文献价值，还是要充分肯定的，李慈铭从由绍兴到，摆名士架子，目空一切，看不起人，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他勤于读书，著述，把日记当成的大著作来写，并且才华过人，文字优美 ，因而在日记的写作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此也顺便说一句，邓之诚的《五石斋日记》，在出版时改成了《邓之诚文史札记》，看来看去，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古趣全无也。
本来并不打算写这样的文字，或者说珠玉在前，自讨无趣也。虽然，如今的“不日记”“非日记”以及各种书事日记滚滚而来，在出版社和报刊的推波助澜下，传统的日记写作在暗换主题中，日出江花红似火也。就在近期的《藏书报》上，一连好几期的“阅读周刊”一变而为“日记专版”，恰好又在此时，徐光耀先生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又闪亮登场，更有甚者，全国第六届日记研究论坛和《日记》创刊十六周年在山东蓬莱隆重开幕，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如果仅仅如此，巩怕还不足以令我写此闲话，虽然我读过一些日记书，也写过几篇日记，好像还说过几句关于日记的话，例如罗文华先生在《每天都与书相遇》的序文中，就引用了我的一句话。现在之所以想写或者说进一步对日记的思考，恰恰是因为近期收到薜原先生寄赠的《海上日记——“科学一号”赤道太平洋考察实录》的引诱，不能不说几句也。
这是作者二十年前的海上日记，记录了他在海上一百四十多天的生活场景。他说：“现在，再次重翻并整理着二十年前的海上日记，与其说是在整理过去去的日记，不如说是在和自己曾经拥过的青春重新拥抱，或者说重温旧梦——青春的梦。”他把这些日记在书中分为若干标题，如“我是28号”、“力量”、“一本书”等等，篇前有按语，文末有后记，相映成趣，别具一格。其真实性，史料性，以及在寂寞孤独的读书生活中还能看到作者当年的理想和追求，虽然并没有多少“趣味”。时过境迁，用作者的话来说“正是那一次长时间的海上生活使我拥有了陷入极度孤独和渴望的体验，并给我的‘青春’画上一个句号。……岁月能趟过人生旅途中的一个个驿站，但岁月无法趟过大海，无法趟过刻骨铭心的海上生活。”所谓日记，大约就是很多人说的“排日记事”，然而因其私密性，至少在作者生前，是不大愿意在生前拿出来发表的。但是薜原的这部日记，记录的是海上的生活和个人的情感，并没有多少私密。例如1993年1月10日的日记，他在整理后记中说：“现在重读这些海上日记，时常会有一种陌生感，有些记录，尤其是读书的感想，仿佛在读别人的记录。……时隔二十年，突然发现，当时的感想，即使放到今天，我的思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就是当时还是抱着太乐观的念头。”
好一个“陌生感”，这就是日记的基本功能之一。日记的功用本来是供作者自己查阅的，二十年后再看当时的日记，却产生了一种“陌生感”。至少我以为，这种“陌生感”就是日记的生命和价值。记事愈是周密详细，陌生感愈强，对作者来说，就愈能当年的记忆。当然，事无巨细，在读者看来，也许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你是一个名人的话，就非同小可了。例如枊存仁《与道术——和风堂文集续编》中有一篇《王湘绮和〈红楼梦〉》。他的这篇论文基本上是以《王湘绮日记》中的细节片断而勾画出来的。因丰富的细节，读来颇多趣味。至于我们今天要研究鲁迅和周作人，更是要读他们的日记，这种第一手资料，对考证和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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