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有许多隐逸、放达的佳话。从诗词来看好象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细细一看，却不尽然。这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有人说过，中国知识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可谓高度概括。
最典型的放达当属魏晋南朝的名士，其产生的独特背景当然是长期的。更递之频繁，使一个人一生可以经历几个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很，就是在本朝，室也很激烈，一不小心就“站错队”。
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气节失去了依托，该把忠诚给谁？谁是值得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换代于国于民何干？对士大夫来说，从老庄学说中找出比较顺理成章，玄学、清谈于焉成风。有所谓“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并非出世的隐士，大小都做过官。
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贤”而言，其中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的山涛，先仕魏，后仕晋，官至吏部尚书，嵇康与曹家有亲，在魏是做过官的，不过仕晋。刘伶原也在朝，因“清静无为”与晋武帝主张不合而被罢官。那王戎则不但做了，而且是出名的守财奴。所以这些名士确实有反传统的处世哲学，以为世所瞩目的怪诞言行表达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但是并不是真的淡泊名利。
所谓“大隐隐于朝市”，他们多半是“隐于朝”，也就是一面做着官，实际不做事，照样游山逛水，纵酒清谈，身在，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谈误国”之讥。如果不在位，如何误得了国？这种情况只有在魏晋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为的职务为几大家族所垄断，只有世家子弟有此，同时也只有出身名门，才能成为名士，一句悄皮话、一种怪癖都有人传颂，还有人记录，流传后世。若是一介寒士，谁来注意呢？
以那个长醉装疯“能为青白眼”的阮籍为例，时下已被用滥了的“青睐”一词即典出于他。主要因为他是名士，时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倍感荣幸，这才成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就可能被认为有眼疾，谁理他呢？
还有那先于现代一千八百年提倡的刘伶（这倒可以为“东源论”做一旁证），一丝不挂在家接待客人，还说是“以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若是穷措大为此，大约是要以有伤风化捉将官里去的。所以放诞和名士互为，因放诞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为放诞才有意义。
不过，同为“竹林七贤”，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识超常之人，而且独具风骨，唯其如此，才能把世态看得那样透，那样不屑同流合污。嵇康可以说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咏怀诗》所表现的那种深刻的悲愤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极高境界。这批名士的带有个性解放的倾向，但只能是消极的而不是奋进的。
处暂隐以待机而出是有抱负的读书人常取的道，自秦汉以来每当末代都不乏这样的人，诸葛亮是先处后出的典型。在那种情况下“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可能是话，但是他决不甘心就此无所作为，否则见了刘备怎能有那样现成的“隆中对”？也有下决心避世不出的如东汉严光（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同学”，无论汉光武如何、礼遇，终于不受官而隐于富春山。后人讥严子陵矫情，说他“一着羊裘便有情”，因为他披着羊皮袄在江边钓鱼，被刘秀派去的人发现，若是和渔夫一样穿蓑衣，就根本无处寻，也就无人知。不论此说确否，隐士而知名总有各种途径。在那个时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
这种风气东汉已有，李固与黄琼书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是黄琼屡征不应，李固劝他该见好就收了，免得越晚出来，人们的期望就越高，落盗虚名之讥。那前提是终究要出的。
这个过程在晋朝称为“养望”。“养望”最成功，“隐”与“出”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是东晋谢安。他隐居东山近二十年，享尽诗酒山水之乐，自己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谢家子弟个个如芝兰玉树，才华出众，在朝在野都表现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他家人的都被广为传颂，而且争相效仿，有点“领导新潮流”的味道。那“隐居”是一点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不应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何”的呼声。到了晋穆帝时，他觉得时机已到，居然应召出仕了，在位大约也是二十几年。一旦进入，他的老庄之学化为极其高明以静制动的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在他主持朝政时内举不避亲，重任侄子谢玄，立下了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不世之功，谢安本人由风流名士成为一代风流名相，谢氏家族的显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见疑，功成身退之古训，已经开始准备退，只是还来不及再归隐东山就死于任上。终谢安一生可谓“隐”与“仕”都极尽辉煌，死也恰得其时，令后世读书人羡慕不已。
不过这是特例，几乎绝无仅有。他的子孙就没有那么幸运，或隐或仕既没有那么潇洒、，也没有那么辉煌，显赫。在皇权更递的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终，包括以山水诗闻名的谢灵运和谢眺都未得免。其中有人是自己进退失据而召祸，但有的祸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现代名言：“你不问，要来问你”。
所以兴于东汉（再早期的暂时不论），盛于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之风是“士”为保身而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东汉有那么多“”、“逸民”，与王莽而未能长久，东汉朝政清明的时候又不多有关。而朝廷方面却有以“举逸民”为德政的风气，下至一方太守，上至，而不能用，面子上总不大好看，总要下功夫地去请，甚至去逼。隐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经在朝的却常不见用，甚至身遭刑戮。
就说李固，他忠心耿耿为朝廷求才，终于说动并举荐黄琼出来做官，自己却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灭门之祸，只有一个小儿子逃脱，连黄琼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观者？因此才会出现一批诚意不仕，终老山林的“逸民”。他们与魏晋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当布衣百姓，王侯，宁愿以放猪、采药、甚至当长工为生，如蓬萌、梁鸿者流。
与“隐于朝”的魏晋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隐得彻底的是陶渊明。从全部陶诗来看，他不是一个没有济世抱负的人，诗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鲁迅所引的一处。但是无论如何“金刚怒目”决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论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还是从前人的都了之，对历代良士之不遇感触极深，不存可以有所作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洁，与那名利场就是格格不入。“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于王、谢之类的世家，既没有那样的机遇，也没有那样的麻烦。他与黎民百姓同感离乱之苦，才幻想出一个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来。他是真淡泊、真隐逸，归于田园并非“养望”，只是想逃到皇权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天地，虽然也离不开酒，却不必故作怪诞引人注目之举。那个造就了不朽的田园诗、山水诗，也开创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独特的保持人格的方式。
那么处盛世当如何？李白是一种典型。我少时读了那么几首《三百首》里选的李白诗，一方面慑于那海阔天空的气势，一方面惑于“诗仙”之名，把他想成一个真的志在“散发弄扁舟”，或入山游仙的人，所以读《与韩荆州书》觉得大煞风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够肉麻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实际“识韩荆州”就是为了“封万户侯”，因为“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还地要求“收名定价于君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仙”怎么能那么庸俗？这是少不更事之见。殊不知李白是心极重的。他做梦都想上“天子堂”。他确实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业，情之所系在长安。
谢安的道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羡慕之情溢于诗文之中。但是时代和门第都不允许李白效谢安那样“养望”待出，而他自负才高，又不屑于考科举，犹今之不愿一级一级评职称，而求破格，一鸣惊人。于是他选择了“干谒”的途径，也就是奔走于公卿府第，以诗文自荐，遇到慧眼识英才，一举登子堂，然后大展鸿图，得成大业。
这是李白的如意算盘，象《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信和诗文他给不同的人写过多封，而且一直到晚年还写。但是对于，他实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谢安那种天生的意识和手腕？他把晋升想得太简单、太公平了，真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愁不遇？结果他二十几岁离家周游全国近二十年，历尽坎坷、冷落、和辛酸，这条通向天子堂之比考科举还长。并不是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他也敲开过一些朱门，成为座上客。但是说穿了，只不过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丰采、谈吐、诗才点缀高朋满座的华堂，为酒筵增色，为主人增光，最后得一笔盘缠继续走。
与此同时他创作如泉涌，诗名满天下，而才能却始终得不到承认。他终于见召进京时已是四十二岁，接诏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兴奋就别提了。不过不久就梦想破灭。他被放在翰林院“待诏”三年，曾有过赐食“亲为调羹”的殊荣，却根本没有献上安邦之策的机会。唐玄所需要于他的只不过是陪着寻欢作乐，赋诗凑趣，本质上与优伶差不多。使他获宠也使他邀谤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调》，作为诗，美则美矣，而想到那写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紧急奉诏写出来给李龟年唱的，真为李白难堪。他的“倚马才”用来体会上意，写出“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这样的句子。同是写贵妃得宠的题材，杜甫刺杨家炙手可热的《丽人行》与之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见（这里无意对李、杜诗作全面比较）。当年汉文帝召见贾长沙“不问问”，也还比这尊重些。
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子堂的机会，却连个正式的都没有。以李白狂傲不羁的本性不可能长期委曲，一时兴起的优容也是有限度的，终于“赐金还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对有所悟，曾一度有入山士之意，但是实际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乱之后，还错误估计形势，做了皇家室的品，落得身陷，长流夜郎。但是他侥幸遇赦后还是不放弃干谒求进，至死。
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实际上一生都在曲意求进；他“安能摧眉折腰事”，但是他在干谒途中的那些诗文，那一次次的扣门，非此而何？“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简直到了碰得的地步！他到晚年哀叹：“何意百炼钢，竟成绕指柔”！实在有椎心泣血之痛，关键就在于他太入世了。他是死在最后的希望（或幻想）中——投奔李光弼的上的。如此，令人掷笔三叹：呜呼谪仙，俗缘，蒙尘忍辱，长歌当哭，情可悯兮为君惜，何其痴兮不可及！
有点才识的人在朝廷为官而没有被贬过的大约不多。先有屈原，后有贾谊，是想不开的典型。其实贾谊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就得汉文帝亲自赏识，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马迁也说他“不可谓不遇”。对于那点暂时的挫折那么经不起，表现出心胸狭隘，尽管才气过人，恐怕是难当大任的，与屈原的处境不能相提并论。
想得开的，因而形成另一种豁达、豪爽的典型而达到很高的境界的是苏东坡。他也是“聪明天成”的不世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赏识。神时因反对新法而遭贬，其的姑且不论，他的态度是自以为正确的意见，自知“满肚皮不合时宜”，既不也不牢骚满腹没完没了。每贬到一处，总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寄情翰墨，出入于庄、释，旁参孔孟、名法，清风明月都能助其参悟人生，宠辱不惊，出处自如，达到真正的和，而诗、文、书、画都卓然成大家。
在文学史上苏、辛是并提的，但是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二人的“出”“处”情况有所不同，最主要是苏东坡没有辛弃疾的国土之痛，也就没有那样强烈的悲剧色彩。凭我的寡闻浅尝，一直特别心仪辛弃疾——人品、胸襟、才略、辞章都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武将，同时是战略家，主要的抗金复国的韬略都陈述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我觉得他不当宰相也是兵部尚书的材料，结果却成了光照文学史的一代词，真是命运的，也再次证明才智达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现出来。
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那功业就是北复中原，与陆游一样，这是他最的梦想。然而他只做过几任地方官，正当壮年就赋闲，未告老而还乡（还不是真的故乡）达二十余年，其痛苦可想而知。与许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潇洒以风月自娱，就是醉了也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词中不止一处表示他不要效张季鹰那样想起家乡莼菜鲈鱼就弃官而归，也耻于求田问舍，于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几任地方官，不嫌大才小用，认真百姓，所到之处政绩斐然，而且对治理地方也提出了许多高明的见解。但是他事实上归隐田园二十多年，当然要设法求的，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在这方面从他的文化积淀中还只能想到庄子，能调动的先例还不外乎“陶县令”、“阮籍”、“谢东山”，还有那个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等等，能做的也还是以酒浇愁，以诗（词）言志，尽量在自然中求。从量来说，稼轩词中写这种意境的相当多，而且回归自然确实达到“入化”的境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简直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萦绕于怀无法排遣的悲哀在于眼睁睁看着北伐无望，国事日非，空怀良策而无所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才是他发自肺腑的长叹，也道出了千古报国无门的爱国志士的共同悲愤和无奈，真可以动天地而泣！
从屈原以来，中国知识对君王都有一种单恋情结。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受到什么样的，心之所系，情之所钟还是魏阙之上那个君主，简直是朝思暮想，以之。《离骚》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那心情与失恋差不多。李白有诗为证：“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够直露的了。贾谊先见宠，后见疏，到了长沙整天，情同弃妇。杜牧的《阿房宫赋》所描述的情景：“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说的是宫女望幸，用之于历代怀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见召的心情也很恰当，宫女们是致力于“一肌一容，尽态极研”，读书人则致力于策论辞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对象都是一个人：当朝。除少数幸运者外，其命运也常是从青春到白头，空望帝京而不见者几十年，光景也真堪怜。
这样说似乎过于尖刻，太不堪了。但我无意揶揄或唐突古人，毋宁是充满同情。中国才识较高的传统知识有两大特点，一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多少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在君主制度下，报国之途是极其狭窄的，唯一的职业是做官，唯一的机遇是“得君”，就是得到的赏识和重用。“国”和“君”是一回事。辛弃疾要收复失土是为了“好都取山河献君王”，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才“赢得生前身后名”。不象知识，可以研究许多与无关的事，对人类作出贡献，“遇”与“不遇”的观念如果有，也要宽泛得多，不必总是盯着那个中央朝廷。
康德可以说出国王与哲学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应该互不相扰（大意）这样的话，中国士大夫说得出来么？敢这么想么？所以中国知识的第一个特点促使他们热衷于求仕进，企盼皇恩；第二个特点又使他们很难适应复杂的斗争。何况天意高难测，即使能受重用于一时，也极少能持久到足够完成一项自己的救国或建国宏图。好容易有了机会，他们凭着自负和责任感急于“力陈”的大半不会是而是直指时弊，不中听的，不遭贬黜者鲜矣。这就造成了中国一大批有济世之才的士大夫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矛盾和痛苦。
况多，盛世少，“你才唱罢我登场”，处于夹缝中的“士”为避祸保身计，也只有隐逸之一途了。魏晋之风提供了一条退，一种，在无可奈何之中保持一片心灵的，人格的。在经世致用之外出现了优游林下寄情烟霞泉石以诗酒自娱的另一种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种为士林认可的价值观。否则永远想不开，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贾谊忧伤而死，没有活了。这样，读书人根据各自不同的处境、气质和旨趣，在“出世”与“入世”这两极之间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传承，直到晚清接受了思想的那一批家，若还能保全性命的话，结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颓唐，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其实不仅是老庄，在那里也还是留有退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这“愚”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类意思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纪美国的著名隐逸思想家梭罗竟引《论语》中的这些话作为他的“不服从”运动的参照。从这里倒回头去想，这种“隐”的确含有某种消极抵制，不合作的内核。
既然不能见用于朝廷，满腹才学就都化作诗、词、书、画，于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却都是业余的，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怀成了主流，其比例超过真实的思想情况。
这里还得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回归乡里似乎都不需要为稻粱谋，即使清贫也不必多考虑“吃饭问题”这样的俗事。我没有研究过古代文人的经济生活，猜想大约多少总有几亩田，几间房。陶公显然是有片田园作后盾才能赋“归去来”，虽然诗中也出现“饥来驱我去”之句，大概总不至于真的挨饿。没听说过中国古代大文学家以卖文为生的。
其二，清朝以前还未兴起，好事寻章摘句以邀宠的风气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议论朝政，言论有相对的。因此那些怀才不遇之士可以从文学艺术中尽情抒发，也有所用其才华。这样的作品既不必考虑市场而媚俗，又不必思想而欲言又止。写作的动机就是为抒胸中块垒不能自已，摆脱了功利的目的，因而能情，想象力得以驰骋。至于有多少读者，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在高品味的圈子中得到知音，互相推许，互相欣赏，这才值得为之推敲琢磨精亦求精。于是产生了光耀千秋的文学、书画。其瑰丽、其多姿、其、其深邃、其精致、其宏伟，从内容到形式创造力之丰富，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高峰。
但是假设（当然只能是假设）这些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使太白扣开了九重阊阖，使稼轩得拥十万貔貅，他们一个个都成贤相、成良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学遗产么？人类文化的宝库中还有这样瑰丽的奇珍么？对我中华民族来说，这祸福得失该怎么算？噫嘻！?
如果做一个粗略的统计，中国大概拥有人类社会最庞大的学者团队，在公开场合基本上都要冠以著名的标志，即便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卖葱的还是卖蒜的。这些象牙塔里和象牙塔外的著名学者除了学术，几乎什么都不缺。
按照物以稀为贵的逻辑，在当下的，最值钱的是什么，当然是冷板凳。虽然冷板凳坐多了会得痔疮，大便也未必通畅，但不坐冷板凳，学术将从何而来。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绝非。招摇过市，虽然名士的派头十足，但毕竟不是做学问的好方法。
古人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出类拔粹者不过耳耳，坐几分钟冷板凳就发痒的所谓学者，除了著名，还能有什么？在这方面，余秋雨先生倒值得赞赏，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学者，而是文化行者。行者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齐天大圣吧，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至于做不做学问，不得而知。
知识号称是社会的，知识的是什么，就是学问扎实、说话。老百姓掏钱养活你就是让你做学问的，这是你的工作，做好是你的本分，做不好或不好好做你就没。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浪费公帑，不也乎。至于“为生民立命”，为老百姓发言，保持公平，也是知识的。怎么可以满纸，私下里却蝇营狗苟，帮着少数人掏空大伙的腰包，自己也赚得脑满肠肥。
某先生公开讲“天下事关我屁事”，就算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咱别这样的讲出来好不好，出风头也有个度吧，难道连脸都不要了。老百姓用钱给你修象牙塔，你躲在里边连句话都不说，你的不是让狗吃了吗？如果知识连基本的都没有，百里挑一关昕和刘硕那大家用卖象牙的钱，干点别的不行吗？
中国人讲天、地、人三才，比如有唐一世，李白被称作天才、杜甫为地才、王维是人才。现在时代进步了，人才基本上被消灭，被称为天才、鬼才的满地都是。天才是什么，人类几千年了，所谓天才总共没有几个，全部加起来再乘以10000也没有现在多。
看来广袤智慧的阳光，主要是今日之中国。可能太白先生会有牢骚，弄个天才的帽子容易吗？
现在写几句歪诗、抄几篇论文就可以了，何在！至于那些被称为鬼才的，就更让人匪夷所思，就算是才，做鬼有什么可得意的，不行吗，就算是不成才！他们相互为天才鬼才，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个人才。如《列子》所言，“天生，惟人为贵”，既然做不了人，只好做鬼罢了。
我没有统计过，但想都想得出来，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专家教授，这还不包括那些括弧相当于教授或研究员的。满街都是专家教授虽然有点夸张，但规模确实不小。
解放以来，中国的知识到底对人类的思想创新、科学发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说出来大家都害臊吧！
我们不过是跟在别人的后边复制、复制而已。当代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有几个是中国的专家教授搞出来的，大家可以板着指头算算。动不动完全自主研发，完全是中国人创造的，说出来不怕别人笑话，有这么扯淡的吗？如果刘志军不被去，我们到现在还以为所谓动车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货呢。
文化巨匠们张口文化闭口文化，可到底文化是什么玩意，从来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文化，到底也不过是文化的。很多人还动不动要用中国文化去全人类，可你自己搞清楚了吗？
我半辈子听过的笑话里，最可笑的就是用的思想去解决的问题。的思想搞了几千年，连中国的问题都没解决，还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难道不好笑吗？
毫不客气的说，那些准备拿着、、黄帝内经准备全人类的，不是脑子有病，就是的骗子。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哈佛的杜维明教授大讲如何用的思想治理问题，都起鸡皮疙瘩。
自大到了极端，就必然变成蠢货，变成闹剧。想想以前的中国，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还天天惦记着去生活在之中的美国人、英国人，等等，回头想想，既可怜、又。
很多知识都说自己在寻找历史或现实的，也以为自己找到了。但以我的判断，要探求，前提必须是应该有起码的真诚。
季羡林先生生前说他一生不讲假话，只讲真话。我们没理由怀疑季老，问题是假话没说，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真话，跟讲假话又有多大区别呢？富兰克林讲：“真话说一半常常是。”
诚哉斯言。真诚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讲假话，二是该说的真话就要说，现在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在这一点上，季先生比他的老师要差得多。但我们没资格老先生，起码人家一直在讲不痛不痒的真话，而我们很多人是假话和瞎话连篇。没有真诚，能找到吗。
之初，知识个个自号先锋，主张砸破铁饭碗，建设新社会。看着别人丢了饭碗，就义正地讲，这是国家进步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应该光荣地做出。可到了让他们付出成本，光荣一回的时候，就死活不干了。
30年，效果最差的就是，时至今日大锅饭依然吃得不亦乐乎！原来他们所主张的，不过是为了砸掉别人的饭碗，真是情何以堪！正面宣讲，逆向操作，这就是当下伪的真实。“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的这一番大道理，原来只是讲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听的。
到今天都没搞明白，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没法给国学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阿猫阿狗都可以给自己戴个国学大师的帽子。大家上网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少国学大师，我想北师大就有很多吧。
现在会胡诌几句古文、翻过几页五经黄帝内经的，不管是养猪的、耍猴的、玩蛐蛐的、给女人看手相的，都满嘴的天人合一、，就可以堂而皇之给自己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
比如说在各个机场书店的电视上，总有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在大讲所谓国学、成，根本就是八道，骗子而已。可悲的是这种人竟然吃得开，总有人捧场，以为碰见了孔夫子。
最火的一个，据说连自己读的《论语》都要加上拼音，否则不识字，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这种货色，竟然自命是应用国学大师，应用个屁。难道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毫不谦虚地说，如果这种货色都算国学大学，那我算什么呢，国学祖吗？不谦虚地说，那些国学经典我可是弄过好几遍的，就那些算命的所谓经典，我大学时还做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呢，《心经》、《金刚经》我学生时代就倒背如流！
这能算什么，什么都不是，跟前辈相比，就我这点水平屁也不是。可那些字都不识的混混，竟然把自己当大师了！如果就此而论，这真是个的时代。
如果说国学的含义就是中国的学术，可那些东西又算是中国的学术呢。比如被中国引进的学术思想，哪些算国学，哪些又不算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学就是个伪概念。满大街的国学大师、国学院、国学班，不过是生意而已。
听说季先生准备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倒以为季先生没来得及提出所谓大国学，实在是他老人家的幸运，否则不知道又要闹出怎样的笑话。
国学大门紧闭，院内人可罗雀，荒草萋萋，门口却人声鼎沸，到处在叫学大师的高帽子，这就是当下所谓国学界最逼真的写照。
千百年来，知识自命是人类心灵的守护者，所谓“为天地立心”者。李敖先生跑到来，大发感慨，说现在是“形势大好，大坏”，似乎跟“礼崩乐毁”差不多了。跟李天王持同样观点的人，为数不少。看来我中华民族的心灵的确出了问题。为，各种心灵大厨也就应运而生，制作出各种口味的所谓心灵鸡汤。
说是鸡汤，实际上就是把孔孟等先贤的朽骨随意扔进锅里，加上各种佐料、色素、激素熬成汤给我们喝。不过从临床上看，心灵鸡汤的治疗效果实在有限。为何？因为心灵鸡汤和心灵大厨们尽管弄得色彩缤纷，但却少了一种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灵魂。
比如于丹教授的所谓论语，读来读去不知道她要讲什么，很多跟孔夫子的本义无关，乱七八糟一大锅，其营养价值可知！
天生神明如神农氏者，也要亲尝百草方可入药，我辈凡夫俗子，至少也应该明白自己扔到锅里的是什么东西。
原来心灵厨子们做的只是生意，拿鸡汤、驴汤、蚂蚁汤赚大家的银子，至于到底有没有营养，那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当下的总是主张要思想解放，而且要大解放，人人争做思想解放的先锋。可除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概念，到底又解放了什么呢，连有点新意的想法都少之又少。动不动就是什么后现代、后文化、后国际化、后婚姻、后主义、后王八蛋等等。
前后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能只是抄袭一些别人的概念，硬套在中国的头上，就觉着自己是思想先锋，自命不凡、洋洋得意。起码应该告诉大家，这些前、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到底要表达什么。
既如此，他们为什么动不动要弄出一堆是是而非的概念呢，原因有二，一是不学无术，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根本搞不清楚，所以用一些空洞的概念来瞒天过海、；二是为了赶潮流，显得自己多么高明，多么时髦，多么现代，多么与众不同。
“一个人不可能既时髦又出类拔萃”，这是俄罗斯人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要既时髦又出类拔萃，总得拿出些干货才行。不能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那样，剪掉了辫子，就以为很了，不但要耍党的威风，还要摸吴妈的大。
在《斯文扫地》里，曹老因为说了这些话，彻底被边缘化。我很清楚，说这些话会得罪人，有人会拍我的板砖，或者让我彻底在一边凉快。但不说又不是我的秉性。之所以这样，我想告诉诸位一个跟鲁迅先生有关的故事。
有位日本有人曾问他：周先生，你天天中国人，是不是因为你很讨厌他们。鲁迅先生低着头，沉思很久，突然抬起头，眼含泪光地说：不，我爱他们！
我想，尽管我没有鲁迅先生的高度与学识，但至少在为什么要骂人这一点上，我们的理由是一样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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