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大败局》，我们知道了很多企业家为何而败，但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但至少知道了一些底线性经验。
说到吴晓波，人们往往会想到他写的《大败局》一书。最近，我把《大败局》1、2册都看了一遍，这是吴晓波2007年写的书，但放到现在也并不过时。因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性变化却异常缓慢，几千年前老祖的很多放到现在都有借鉴意义，《大败局》所描述的之后的诸多案例离我们就更近了。
《大败局2》第一个故事就是有关李经纬和健力宝的，这个故事对于财经人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吴晓波在《“东方魔水”是如何变味的》这篇文章中，详述了李经纬和健力宝的起起伏伏，文章小标题取得一语中的，如“致命一问：健力宝是谁人的？”“政商交恶：偏不卖给创业人”。这两个问题，涉及的是那个年代的民营企业家经常面临的困惑：产权关系不清晰；政商关系难以把握。
那么，民企的应对之道是什么呢？是打官司吗？中国传统是“民不告官”，应对之道多半也只能是私下协商解决。但是，民营企业家也不可能都是守法的人，商人逐利的本性让他们本来就容易游走在灰色地带，他们之中也确实有人配合侵吞了国有资产，因此他们的各种大胆行为客观上也给“被”提供了很多借口。
当然，也不是所有管制者都要追究企业家原罪，这是看需办事、看人下菜碟的，因为多年前也曾有地方鲜明提出不追究企业家原罪。
那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从一个“小切口”的角度来考虑，或许可以理解为症结在于能否依法依规办事：大家都能严格遵循相同的规则，商业成本和管制成本都能降低。
至于政商关系，这恐怕是世界上最让人难以把握的关系之一了。要逐利，求助于是捷径之一，但从无免费的午餐，今天帮助了你，明天就可能有各种烂包袱塞给你、各种烂事让你解决，如果不解决，以前吃进去前世死因分析测试的也要吐出来，甚至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如同李经纬那样身陷却长期不给说法。
在中国的企业家，只要做大了，就无法回避对政商关系的拿捏和把握。这方面，刘永好到目前为止一直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典型，他对政商关系的原则也广为人知：与搞好关系，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
社会和经济要有活力，首先要有良好的制度、规则和氛围，规则不明确或者掌握、司法的人裁量权空间越大，寻租的事情就越多，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就越低。
一个企业家、一个人，保持低调、、冷静的判断异常重要。在吴晓波《大败局》中提到的企业家，事业做到一定程度头脑就发热、膨胀，对内导致、对外形成“墙倒众人推”局面者不在少数。
末了，还是不能忘记从报道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形成良好的社会是令多数人受益的事情，但如何形成良好的社会？这无疑需要者的身体力行和切实推动。然而，谁愿意革自己的命呢？这一悖论如何破解？
从刘永好的正面例子和很多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企业家与某一个具体官员走得太近，常的事情；保持适当的距离，似乎是不二之选。但是，刘永好的保持距离原则真的贯彻到底了吗？如果保持距离到了孙大午那样，还有几个人敢继续保持距离？
看完《大败局》，我们知道了很多企业家为何而败，但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如何避免再败，但至少知道了一些底线性经验，那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规则、规则可被随意修改、大家都不遵守规则，必败；如果一个企业家，过度相信自己的经验、过于以为中心、过分亲近官员，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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