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凯，男，湖北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少年时代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星星诗刊》、《诗歌报》月刊、《诗神》、《诗潮》、《》、《新华文摘》等并入选教材和选本若干。后从事新闻工作，组织过多个重大时政报道，现为日报文艺部负责人，高级编辑。数次获中国新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师范大学新闻与学院兼职教授，封面新闻人文智库专家。
似乎还没到耽于回忆的年纪，却不小心踱进了宽巷与窄巷——人生之是宽是窄？这一对相克相生、相爱相怨的哲学问题，一时间让我思绪放空。毫无来由的，脑海中回荡起姜育恒的《再回首》，那曾是少年时代为赋新词的最爱。鲜衣怒马，白衣飘飘，太阳每天都是新换的。三杯吐然诺，手可摘星辰。那轻飘飘的年纪委实需要貌似沉重的闲愁来压阵。等到时间的快马打着响鼻、绽着蹄花一狂奔到二十年后，“再回首，云遮断……”渐渐从老姜沧桑沙哑的嗓音中，过滤出了苦咖啡的回甘。
我出生在长江边上。长江，极有耐心地陪我度过少年时代和一段难忘的乡村生活。和其他嬉闹的小孩子不同，我喜欢在黄昏时，独坐在江边的石板上，看大江，兀自东去。长江，从格东的纤细琴弦，一演奏，一走来。到楚地时，已演绎成壮美交响——浩浩汤汤的江面，鸥鹭翔集，白帆点点。落日纵火，火烧云，美不胜收。我常常在这寥廓江天之间，琢磨着人生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一边是小屁孩儿在冥思苦想，一边是在窃笑。这大约是“宽与窄”在我人生最初的投影；这一生，感染上文学细菌，大约也是那个时段。当然，粘上文学，有一个人也难逃干系。1979年，18岁的大哥考上大学，这在当地几乎酿成一个事件。暑期回来，他拉着我欣赏他用蹩脚的普通话朗诵《西去列车的窗口》《团泊洼的秋天》；听他“”那把可怜的小提琴，无助的小提琴反过来又“”我。但始料未及的是，那些诗句和音符，悄无声息地拓宽了一个孩子心灵的疆域。
中学时期大约是我人生最快意、最勇猛、最无忌的一个章节，就像一匹且无畏的野马，在无垠草原上撒欢。初中时开始迷恋诗歌，舒婷、顾城，别人绕不过，我自然也绕不过；聂鲁达的《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的诗》、博尔赫斯的《老虎的黄金》、里尔克的《秋日》……他们用窄窄的诗行，为一位少年标注了文学世界的宽广。狂热阅读，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狂热练笔，同桌听我朗诵新作；狂热，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成了朋友。初中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高中时发表的作品渐渐多了起来，在的青少年文学比赛中获有二十余次，曾被当时影响广泛的《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评为“全国十佳文学少年”。高二时出版了诗歌散文集，其中一首诗《想象》后来入选小学课本。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命运展示出巨大的与偏爱。
如果认为这一切就像史铁生所说的“好运设计”，是命运馈赠的礼物，那受赠者未免也太心安理得了。其实，太多的十几岁的少年，他们的人生，更像一个软木塞子，在大海上，漂来荡去。在当时的湖北，高考竞争白热化，升学率是唯一的指挥棒，其他可有可无。像我这样，绝对是一个应该被的屈指可数的另类。而我所在的大冶市东风中学，给了我这个另类巨大的扶持和帮助。当时的黄鹤校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学的，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对我，他却有无比的宽容。他特批为我报销每年去全国各地参加文学笔会的差旅费；为我在学校专门设了一个读者和文友来信的信箱；学校仅有的两部长途电话对我随时。遗憾的是，他已经去世了，我甚至没来及诚诚恳恳地当面向他鞠一躬。我的老师石教年、石顺时、陈友祥、赵瑞云、侯春娥、王厚怀、饶扬志、陈青云、刘克和，还有校外的杨国晋……对我鼓励有加，常常促膝长谈。是他们，用纯正的师道和爱心，提前在我命运的底牌上写上了三个字：真不赖。是他们，用默默的不计回报的付出，铺宽了一个少年前行的途。这一切，构成了我对中学时代最温暖的记忆，让我对命运的宽厚深深。有了他们，再窄的，也能越走越宽。
1992年，我参加了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这可能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项写作赛事，由华夏梦见屎沾身文化促进会、宋庆龄基金会、、、日报、全国记协等150多家单位发起、协办，冰心、费孝通、穆青、任仲夷、魏巍、乔羽等一大批文化和名人担任顾问，参赛者数十万人。我有幸获得一等。颁大会在举行，时任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著名语言学家公为我们颁，央视还播发了消息。在颁前的一天晚上，大赛的主要组织者、高级编辑黄彦先生邀请几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名刊编辑为获者做，诗歌评论家张同吾也在其中。同吾先生评点大赛获作品，讲到精彩处，突然问：“邓凯同学来了没有？请他站起来一下。”我吓了一跳，涨红着脸，在满屋子获者羡慕的目光中站了起来。后来，同吾先生在他为我的诗集撰写的序言中，记述了这一段：“我同邓凯的相识纯属偶然，如果静静思索寓于偶然中的必然，也许是耐人寻味的。去年我作为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的常务评委，在阅读经过筛选之后的作品时发现了邓凯，他的诗是很有才气的，有着很开阔的想象空间，有着很鲜活的意象营造，一般说来可以做到具体而不泥实，空灵而不浮泛，感情真挚，笔墨，有一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锐气和灵气。拿着他的诗稿，真有些爱不释手而又感慨系之。在这种支配之下，我满怀热忱给这位远在湖北大冶的中学生写了一封短信……信写好竟忘记发出，直到几个月后他作为华夏大赛一等得主来到参加颁大会时，才把信当面给他。他的诚朴谦逊，他在沉静中包容的，他在不张不饰中闪动的灵气，他的工稳而又飘逸的翰墨行书，都给我留下亲切美好的印象。我们曾并肩合影，那帧照片对于他和我都是珍贵的，它使我想起流沙河的诗句：他和我好比今晨的太阳和月亮——
我有十几年没有读到同吾先生这段文字了，这次重读，依然热血翻涌。今天，我一边摘录这么一大段文字，一边凭借这段文字，和九泉之下的同吾先生共同回忆过往，告诉他：我很想念他。
鲜花和掌声，装点着一个少年的人生之。然而，宽广的大突然收窄——高考来了——千军万马争相夺的独木桥横在面前。
这是一个严峻的抉择——参加高考，还是文学特招？几年前，洪烛和邱华栋因为杰出的文学才能，被武汉大学破格录取，在全国文学少年中传为佳话，也激发了无数文学少年的梦想。在湖北大冶，一个梦想也在发芽。
有梦就追。行动起来！1994年春节刚过，我就抱着厚厚一摞发表的作品和获证书，而且全部是原件，坐长途汽车来到心仪的武汉大学，找到中文系主任家推荐，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系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豪气干云的我，轻描淡写地说：资料放我这儿，我会把教授们分两个组评审一下，等消息吧。
回去之后，杳无音讯。等待，让我变得越来越焦急。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我把个人自荐材料的复印件分别挂号寄给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漫长得让人怀疑人生。我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我就读的中学不是省重点，从来没有学生保送过；破格？这在我们全市都没有先例。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去申请。
正在上课，我趴在课桌上呼呼大睡，突然被同桌肘击，抬头一看，班主任石顺时老师红着眼瞪着我。糟了，要了！忐忑地走出教室，石老师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来人了，要见你！
20多天后的5月15日，武汉大学招办主任、中文系一行四人，乘一辆皇冠，颠簸四个小时来到我的中学，听说来过，他们没做停留就返程了。后来，告诉我，其实已经计划录取我了，而且是本硕连读的人文科学实验班，只是学校人手不够，必须先去边远省份招生，本省的留到最后——就这样，我与我心心念念的、风景如画的珞珈山就此擦肩而过。再后来，北大招办主任也亲自回信了，希望来湖北黄石招生时约我见一次。他们如此心系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学生，令我感慨至今。
实际上，中国人民大学决定破格录取我之后，通知书在湖北省招办滞留了一段时间。这又让我特别着急，担心会有变故。那的确是一段无助的焦灼的时光。但我很快振作起来，一趟一趟地从黄石到武汉，找到省招办。有一次恰好碰到招办主任，他正在看一封信，他有些讶异地问：“你就是邓凯？中国作协创研部为你的事，还特地给我们来了一封信……”
1994年9月10日，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这所学校的一份子，也再次见到尊敬的马绍孟先生。一年前的夏天，还在读高二的我，作为全国青少年文学夏令营最高获得者，从返回，过，在黄彦先生的热情引荐下，拜访了马老师。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穿过一片茂林修竹，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特地从家里过来接待我。他笑眯眯地慈祥地看着我，翻阅着我引以为傲的一摞“成绩单”，多年之后，常常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觉得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豪气简直是一种，每每为马老师的之风而不已。
大学毕业前半年，我的老师杨慧林教授介绍我到日报旗下的中华读书报实习。在这里，我认识了时任总编辑梁刚建先生，一个有着杰出办报才能的编辑家。他极善于发现和挖掘实习记者的潜能，还能使之大放异彩。他以发现、培养、帮助青年才俊为乐——这真是一种高雅的爱好。我在很短的实习期内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为考入日报做了的铺垫。
细思量，无论是宽还是窄道，在我的生命中，一直有很多这样的可敬——今天人们习惯称之为“贵人”——在我看来，非富贵之人，而是高贵之人，他们注视着我，关爱着我，护持着我。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一丝铜臭，从来没有利益交换，全然是清风明月一般。他们的风范，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在工作中，尽我所能地挖掘、关心、培养后起之秀，以他们的成功为乐。
细思量，人生不过是宽与窄道接续的旅途，遇宽处，尽兴疾行；逢窄道，定神侧身。看似山重水复，实则柳暗花明。反之亦然，宽窄由心。但凡心怀，再窄的，也能看到无限的风景。
感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给我一个机遇，第一次为自己前行的小半生做一个别样的“述职”；更为重要的是，在“宽窄巷子”里，向那些我生命中最为珍视的师长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