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首席对策》电视高端专访的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樊纲教授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经济学博士，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研究。
本周地缘事态不断升级，全球再通胀预期面临降温，特朗普未认定中国为汇率国，法国总统首轮选情焦灼，受能源价格影响，美国CPI和PPI环比转负，全球贸易分化，中国周边经济体出口减速，在这样的宏观大势之下，《首席对策》就全球市场、货币政策、汇率机制及地产调控等热点话题，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樊纲。
樊纲教授在《首席对策》中表示：外汇储备到3万亿美元是好事，美元短期走强、长期走弱。现在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也进了sdr，需要的外汇储备可能就更少了。上一轮主要是美元加息的预期导致的美元走强，下一波特朗普的政策，财政政策再出来，还会有一波行情；长期来讲，美元就要走弱了，特朗普要降税，要增加开支，花大钱就更加增高了。美元走势是取决于特朗普花钱速度、减税速度，取决于联储加息的速度等，这些都是一些变量。他预测特朗普一定会减税，一定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因此短期来看，美元还是会走强的，减税和增大基础设施投资，吸引投资到美国去，这些都会增加美元的筹码，使美元能够走强。同时会使国际的原油、大商品也具有走强的趋势，但是不看好黄金和欧元。
3月份以来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引发热议，央行多次强调今年货币政策基调为稳健中性。您认为在债务风险频发背景下，货币政策基调是否有可能逆转？樊纲认为：“中国如果不出现违约，太不正常了，有如此高的杠杆率就可能出现一些风险。违约的问题很多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它是过去这些年我们出现的这么多的产能过剩，这么高的杠杆率，杠杆率越高，违约的风险都是1%的话，你会看到的案例就会多一点。”
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62.82万亿元，同比增长12.5%，高于12%的增长目标。樊纲对《首席对策》表示：降息不一定，但是降准是正常的。我们过去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每年增长几千亿的外汇储备，放出那么多货币，因为外汇储备是基础货币，我放出那么多货币，我们就把它收回来，把它冻结一块，这就是准备金率当时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外汇储备减少了，从4万亿降到3万亿了，下一部分可能还更降，这个降了，我们准备金率要跟着降，否则我们的货币就不够了。
一财 李策：3月份以来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引发热议，宽松而有为的货币政策对于处理明斯基时刻是至关重要的。央行多次强调今年货币政策基调为稳健中性。您认为在债务风险频发背景下，货币政策基调是否有可能逆转？
首席 樊纲：中性的货币政策，它是现在整个供求关系的需要，我们不会再刺激经济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紧缩经济，因此有这么一个中性的概念。至于出现一些违约的情况，一方面也是正常的，我老说中国要不出现违约，太不正常了，有金融就有风险，有借钱就有还钱，有这么多的杠杆率就可能出现一些风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必大惊小怪，我们也不是出现大量的违约。第二，违约的问题很多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它是过去这些年我们出现的这么多的产能过剩，这么高的杠杆率，杠杆率越高，违约的风险都是1%的话，你会看到的案例就会多一点，就像5万亿的1%和500万亿的1%，那一定是500万亿的1%看到违约的现象更多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它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它是监管问题，它是我们过去经济过热当中产生的后遗症，怎么来清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三去一补”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违约的事情总会发现，要有思想准备，不能大惊小怪，不违约反倒是问题，问题没有，反倒是问题。
一财 李策：今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预期余额的增长为12%左右，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62.82万亿元，同比增长12.5%，高于12%的增长目标。您认为这一数字预示着货币政策立场更紧还是更松？今年是否有降准降息可能？
首席 樊纲：12%比去年还高一点，去年是百分之十一点几，是不是要降准降息，降息不一定，降息有很多因素，但是降准在中国这种背景下，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正常？我们过去为什么搞了一个17%、18%的准备金率？是因为过去大量的外汇储备，每年增长几千亿的外汇储备，放出那么多货币，因为外汇储备是基础货币，我放出那么多货币，我们就把它收回来，把它冻结一块，这就是准备金率当时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外汇储备减少了，从4万亿降到3万亿了，下一部分可能还更降，这个降了，我们准备金率要跟着降，否则我们的货币就不够了。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看到降准，可不是要放松货币，它是保持中性，什么意思？就是它不使货币减少，我通过降准的办法保持一定量的货币。再举个例子，我们有1万亿的货币在经济当中，我们的准备金，外汇储备减少了，现在变成9000亿了，那就紧缩了，我们不紧缩，我们要中性，中性就是保持1万亿，这时候我降准，降2个点、3个点，把它恢复到1万亿的货币。
一财 李策：有专家比如余永定老师提到，汇率最不值得保，外储值得保，现在外储降到三万亿，您认为是良性的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席 樊纲：降到3万亿太好了，我觉得2万亿都多，中国人民币还成了SDR的一部分了，是国际货币了，我们也是硬通货了，原来我们有点外汇储备，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是因为人家不信任我们的货币，我们得弄点像抵押物一样的，我们拿点别人的货币在我们手里面。现在我们不需要了，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了，所以少点更好，我们过去老说我们4万亿借给美国人花，美国人打伊拉克，而且它的效率那么低，收益那么低，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保外汇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要保汇率？我觉得也没有说要保汇率，中国不会再搞固定汇率了，中国不会再跟美元挂钩了，中国一定是逐步灵活的汇率了，所以这也没什么可保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不仅仅是我们，以前的日本、、英国都是这么一个道理，它不希望看到货币，还有外汇储备一夜之间发生大波大动，大跳水、大升值或者大贬值，外汇储备一下子减少很多，因此，会采取一些措施，让它比较平稳地过渡，汇率也好，还是外储也好，比较平稳地过渡。我想最近所谓市场上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都属于这一类，而不属于要保哪一个，不再保了，中国的企业，全世界的企业和个人都是面对每天变来变去的外汇汇率，为什么我们的企业非要有一个固定汇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灵活多变的汇率就是将来我们的制度。
首席 樊纲：软盯住都不是，它是叫软退出，比较平稳地退出过去的盯住美元的机制，当然不是一下子，那年曾经发生过一下，大波大动，我是要退出过去的固定汇率和盯住的汇率制度，但是我让它逐步地软着陆地退出。
首席 樊纲：对，参考一揽子货币，就是对任何一种货币都是灵活变动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这一个篮子本身也在变动，所以它是双重性的，具有双重变动的过程。
一财 李策：大家都认为2017年外围风险比较大，特朗普之前说中国是汇率国，现在改口了。但他之前强调的减税 加大基建投资、贸易等一系列政策，您认为会不会被证伪？怎么看待其中的风险和机遇？
首席 樊纲：所有都是风险，但也可能是机遇，特朗普上台以后，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确定性”，但是我想在不确定性当中也有一些是确定的，特朗普没办法再说中国是汇率国，他自己也是商人，他也看的懂数据的，看的懂图表，人民币走势的，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事，现在他没法做这件事。第二说贸易主义，他本人和他选的贸易代表，他一定会退出TPP，一定会加大跟中国，还有墨西哥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肯定是更多的，贸易摩擦导致关税的增长，惩罚性措施肯定会比以前多，比以前力度要大，但是是不是会搞全面的百分之六七十的关税的增长，针对中国打贸易战，我说这也是确定不会发生的，他也不傻，他也不想用树敌的办法来把整个世界贸易，这对美国人是没利的，美国人依靠的是国际经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比较确定的，我不认为他会冒那种大的风险。第三，国内他现在已挫了，在医保的问题等等受挫了，越受挫，他越要做一些买的事情了，一些花钱，减税，所以他一定会减税，税减多少不知道，一定会减税，一定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可能超过1万亿，而且大干快上，要赶紧做，这些都是可能的。因此短期来看，美元还是会走强的，这个短期有多短还是多长，先不说，但是这些措施，减税和增大基础设施投资，吸引投资到美国去，这些都会增加美元的筹码，使美元能够走强。同时会使国际的原油、大商品也具有走强的趋势。
一财 李策：但是我们从技术分析上来看，前段时间美元呈现“头肩顶”形态，如果说看技术的话，前面一轮美元已经见顶了，您说的这种外部的刺激对于美元后势有什么影响？
首席 樊纲：它现在是前面一轮美元见顶了，所以最近我们看到美元回调，人民币回升什么的，但是下一波政策再出来，上一轮主要是美元加息的预期导致的美元走强，但是下一波特朗普的政策，财政政策这些东西再出来，还会再有一波，再有一波当然也是短期的，但是这个短期可能也会持续一段时间。至于长期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长期有多长，它负面效应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是需要研究的，但是长期来讲，它具有走弱的趋势，为什么呢？他又要减税，又要搞基础设施，奥巴马又没取消，他的社保支出还在增大，这几个加起来，美国的赤字，国家的赤字会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也会不断加剧，通货膨胀加剧，债务攀升都是导致美元会贬值的压力。但这些压力什么时候出来，在市场上使得美元掉头，这是需要研究的，需要观察的，但是那都属于一种长期的趋势，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首席 樊纲：可以这么说，但是时间长短现在很难说，但是它的因素是摆在那里的。所以这些风险和机遇都存在，但是它可能不是一年的，它需要站在较长的时间里面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他采取这些措施也不是说2017年，它产生的效果也不仅仅是2017年，可能会对后面两三年都会产生效果，有待观察。
一财 李策：除了美元和原油，从一个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把新兴市场也考虑进去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资产您是看好的？
首席 樊纲：那不一定了，黄金因为跟美元相对的，美元走强，它不见得走强，但是大商品有些是走强的，还有走弱的地方，什么走弱呢？欧洲现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选举选出什么结果还不知道，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欧元不看好，英国脱欧，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欧洲自己又没有什么新的举措，使它更加团结，使它制度得到更多的，希腊前一轮的承诺现在还在判断，有没有完成，希腊会不会再出一点事，东欧现在几个国家对难民的问题就非常的异类的措施，匈牙利等等，没有机制使得欧盟有更好的、更团结、更坚强的前景，所以我说对欧元不看好。
一财 李策：在房地产税没有办法征收的前提之下，我们都希望需求端和供给端一起来调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土地供给在逐渐减少，特别是地区由去年的计划用地850公顷减少到260公顷，您认为这样的用意是什么？
首席 樊纲：我们原来那些大城市土地供给一直是受限的，因为人口规模，它就是要，一直是人为设限的办法来面对大城市拥挤问题，房价上涨问题，所以它就是没有土地供给了。所以像雄安新区这样新的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土地新的供给的一种形式，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相信这样新区的出现，缓解供给侧的压力。与此同时，需求仍然要做事情，长期来讲要房产税，房产做不了，短期就得限购，就得采取控制，调节需求的这些措施。你说的对，一定要在供求两方面来解决问题，不能老光想需求，过去我们只想着需求，需求，需求，不想供给，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一风吹草动，一稍微放松一点政策，马上投机性的东西就又来了，所以还是需要从长远的机制，长效机制来思考问题。
一财 李策：如果我们把雄安地区的建设和京津冀，包括滨海新区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关系？
首席 樊纲：这就是城市群，大城市群就是这个概念，将来围绕、天津和雄安，这是三块的城市，但是城市由快轨交通连接起来，它就是一个城市群的概念。
大家现在时髦的事就是一个雄安新区，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城镇化发展的趋势，首先是大城市发展，最近发生的房地产市场的两极分化，也表明这个问题，人都涌进了大城市，继续在涌向大城市，而大城市没有土地，没有空间，不供地，不供空间，小城市无限供给，但是人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发展一些大城市，建立一些大的城市群，不一定在原来的地方越做越大，人越来越密集，但是要建一些城市群，我们现在又有了轨道交通，快轨的技术，我们用这些快轨的技术把这些城市连接起来，我们才可能容纳我们14亿人进城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所以雄安新区不仅仅是一个新区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城市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大城市群的概念，京津冀不再说是一个松散的三个省会，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的关系，它有一个城市群在那里，这样就可以依托更多的城市的发展，依托更多的人口进城，依托大城市来发展更多的现代的经济。中国14亿人口，可以想象，我们需要若干个5000万到1亿人的大城市群，才能够解决我们14亿人的城市化问题。
一财 李策：我们看到现在炒房团都很兴奋，是不是以公租房，或者说我们理解的廉租房为主，还是说可以把房地产开发再次带到雄安地区？
首席 樊纲：上上下下大家都明白要防止房地产泡沫，防止炒房，防止投资性的房地产需求，中国缺少一些基本的体制，像房产税这样的机制来提高房子的持有成本，所以一旦发现有投资机会，大家拼命地投，至于他投了之后，持有的成本，他可以不考虑，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他能租出去就租出去，租不出去就不租，他就把在那里等着升值，等着赚钱。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越是这种新的投资机会出现，我们越需要思考一些长治久安的体制，怎么使房地产的供求关系能够更加均衡，更少受一些炒房波动性的干扰，大家更加平稳，需要房子的人才能有房住，不管是买还是租，总的来讲，房子是用来住的，是想住房的人有房子住，这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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