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源于社会学，但此方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则面临合和应用范围等方面的质疑。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与史学常常难以进行对话。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重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平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应用有助于推进中国史研究。
比较方法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工具。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涂尔干甚至认为比较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而非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由于社会学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奠基时期与历史研究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比较社会学的方法也广泛用于比较历史的分析。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都对资本主义和经济的历史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经典社会学理论大师中运用比较方法最典型的当数韦伯，其一生的基本思考线索就是对世界诸文明史的比较研究。韦伯思想在20世纪初经帕森斯之手传入美国及英语世界后，开始产生世界性影响，但同时也发生了令人遗憾的变异。帕森斯对韦伯思想进行了“去历史化”的，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理解也被化约为工具色彩更重的现代化问题。在帕森斯式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历史问题了重要性，变成了现实的一个注脚。比较方法仍是社会学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比较历史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
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社会学思想发生了激进化的转向，结构功能主义遭到了猛烈的。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试图重新把历史的视野带回来。他们关心的仍然是现代化问题，但不再像帕森斯那样把美国模式当作“终结历史”的唯一的现代化道，而是将研究焦点放在不同的现代化道的比较上。这种分析数的开创者是1966年出版《与的社会起源》的摩尔。摩尔的这本名著了对以国别为基础的及现代化道的研究。摩尔不同时期两位杰出的学生蒂利和斯考切波把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进一步推向高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自称他们做的是“比较历史分析”，而非“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是针对现代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宏大历史问题（诸如社会的发生、资本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等等）的关系探寻，为了与我后文的说法区分开来，我将他们的这种分析方法称为“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一方面强调使用“过程追踪方法”，重视事件、时机分析；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比较研究的方法，他们也热切地参与了社会学试图证明自己作为科学的热潮”，因此，其比较方法与历史方法对这些学者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与社会学家对比较方法的垂青相较，很多历史学家对比较方法一直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些史家甚至根本比较方法。这是因为历史学所关注的往往是特殊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具有复杂关联或偶然性的东西，是梁启超所谓的“历史不共相”。有些史家因此断言“史学不宜归纳，而要贯通”。
即使是同样使用比较，历史学与社会学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首先，在空间的处理上，史家研究的范围更小，而社会学家往往更关心文明或国家的整体性。其次，在时间的处理上，史家研究的时段划分更细，精确性要求更高，而社会学家研究的时间跨度更大。再次，在概念的使用上，史家更倾向于使用当时的语言，而社会学家更多使用理论概念。前者可称之为“概念的发现”，后者可称之为“概念的发明或援用”。最后，史家更强调复杂的历史背景，强调多重的关联，而社会学家更强调某一两个因素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历史学与社会学对比较研究的不同态度。陈寅恪在研究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时曾总结了比较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傅会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见之作也。”陈寅恪虽然并不完全否定格义式的比较，但他显然非常这种比较研究可能带来的穿凿附会之弊，更合本式的“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的比较。格义比较与合本比较之别，犹如美国比较文学中流行的平行比较与欧洲比较文学中流行的影响比较之别，也正如社会学和历史学对比较的不同偏好。
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与史学：“聋子的对线世纪以前，并无严格的学科划分，理论大师对重要问题的思考都不受学科界限的影响。20 世纪初，学科专业化程度大大强化，社会学与历史学渐行渐远。而随着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社会学与历史学重新开始了对话。但因为对各自学科边界的坚守，这种对话显得异乎寻常地吃力，布罗代尔甚至将此称为“聋子的对话”。虽然今天史学常常自觉不自觉在使用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社会学也开始将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纳入主流，但这种对话的困难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一方面，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不仅在色彩、中心论偏向以及可比性问题上屡受质疑，而且，其在社会学中所标榜的时间感也遭到严厉。
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在研究中出来的对时间的不、在叙事上的裂痕、在理论解释上的空疏，不仅历史学家不买账，就连一些历史社会学家也难以认同。从史学的眼光来看，时间感不仅不是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长项，恰恰是其短板；而其在比较方法上的运用也多有穿凿附会之嫌。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的专业化分工和科际界限的强化，随着史学占据史学研究的主流及微观史取向的，随着史料的不断涌现及史料利用的便捷化，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势日益明显。
史学和微观史学固然于对时间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往往因为学养和视野的不足而显得零碎不堪。他们常常不屑于做格义研究和平行研究，就连合本研究和影响研究也少见精品。我们在社会学质性研究中常常说：千村万户式的个案研究加总起来并不足以认识中国。从微观研究通向宏观理解，需要在研究个案的复杂性上多加反思，悉心体会，仔细比对。然而，今天老一代的史学家常常埋首在史料中，醉心于微观事实的还原，无心他顾。年轻一代的史学从业者虽然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多有涉猎，但常常止步于浏览或对社会科学新名词的生硬搬用，缺乏对社会学经典作品的精读细品。陈寅恪曾经史学“新派失之诬”“旧派失之滞”。这种在今天面对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和史学的对峙局面时也不失针对性。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跨越这种二难的困境呢？
微观比较历史分析：重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平台如前所述，宏观比较历史分析长于通过比较研究展现结构性的想象力，短于叙事的粗疏、时间感的缺失；而史学尤其是微观史取向的史学长于细节的叙事、个案的挖掘、复杂性的展示，短于结构性的眼光。要搭建两者有效对话的平台，我们可以着力推进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关于“微观比较历史分析”，需要作几点说明。
后者是对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技术改进版本，其把比较历史分析的单位从国别降低到国别以下的单位，只是出于增加可观察的数量、降低比较的可控性难度的考虑，但其基本分析的逻辑仍是结构性方法。而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则是要把结构性分析方法与事件性分析方法真正融合在一起，以休厄尔所谓“事件性时间性”的思维，打破社会学与史学的藩篱，同时赢得这两个学科的认同和尊重。其次，“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并非一个解释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它是针对“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提出来的，主要用来勾勒早已存在、但易被忽略或淹没在其他问题中的分析线索。“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外的研究著述中早有诸多经典的范例。我们先举一个社会学的例子。蒂利的博士论文虽然是由摩尔指导的，但蒂利1958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于1964 年出版他的博士论文《旺代省》时，摩尔的《和的社会起源》尚未出版。因此，在蒂利一生众多的著述中，他的第一本著作《旺代省》在学术上的价值常特别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该书当作微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源起。蒂利通过系统比较法国旧省安茹（Anjou） 境内两个对法国大持截然相反态度的毗邻地区，探究了法国大后期旺代的农民叛乱是如何发生的。虽然这本书在具体的分析上尚存在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但它却采取配对比较的策略，将精细的历史叙事与宏观的态势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蒂利在比较中对史料的运用及其解读是符合史学传统的，而其问题入手点又是典型的社会学式的：两地城市化的程度和时间差异如何影响了主张和行动的差异。该书同时赢得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称道。著名历史学家亨特就认为该书表明社会学家能够在历史档案中进行严谨的、细致的研究，同时也能维持他们对于一般性问题的掌握。但令人遗憾的是，蒂利自出版该书后就转向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旺代省》所蕴藏的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被他本人弃之不用。休厄尔蒂利在《旺代省》以后持续开展的对法国集体的研究，既延续了《旺代省》中“于潜在主要进程的目的论视角，同时却失去了它不完整却不失为优秀的事件性分析”。今天，我们应该从蒂利手中将他始用之、终弃之的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出来。
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初步的探索既有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宏观史与微观史、史与社会史的分割等问题。微观比较历史分析可以作为我们推进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推手。近年来，作者
作者通过研究江西中团早期组织发展中两个关键的制度——学校与地缘，展现了江西主义者所形成的最早的组织网络。由此研究可以发现，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嵌入在和教育格局中的，另一方面是嵌入在传统社会关系中的。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对南昌第二中学的同心圆式的网络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的网格状网络进行了仔细的比较。
1927 年大失败后，在乡村社会组织时，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的曾，代表了早期地方的一种基本类型，其领导万安过程中所出的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通过对曾的生活史与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过程的考察，了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
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把曾与万安的另一领导人张世熙进行了全面对照。作者而后通过对土地时期江西吉安地区两个根据地——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截然相反的组织形态的比较，分析了影响红色地方武装与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差异的各种内外因素，并重新认识了“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在早期党史中的内涵
。作者接着又对江西境内的主力红军部队的组织形态进行了研究。作者展示了朱毛红四军将前敌委员会确立为最高领导机构的曲折过程，由此过程一方面探究了集中制在中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另一方面分析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而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是把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的组织形态作为与红四军进行对照的一个背景。
作者新近还对1930—1931 年主力红军的整编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主力红军的整编是在授权、理想、纪律、实力和人脉之间互动的结果。在这个研究中，作者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与其他两个主要苏区的红军的整编形态进行对比研究的，由此发现中央苏区的红军整编受到朱毛红军的强烈辐射，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思想是产生这种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源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整编几乎同步地反映了中央的政策变迁；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整编则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组织“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关系，在红军的整编实践中初见端倪。
人们常说“史无定法”，拓展中国史的研究当然不限于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本文主要是应对史学同行的一个疑问：社会学者在进入史研究后在方法上可能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
但必须承认，无论是本文对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思考，还是作者近年对这一方法在研究实践中的运用，都远未成熟，有待方家的。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03期
北大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编辑：彤；王思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带三点水的男孩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