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31年身处银行业，但他的个人经历与基金行业密切相关：他参与制定了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负责代销中国银行的第一只基金，长期从事基金托管、代销、投资和财富管理工作；看着基金行业从小到大，从默默无闻到茁壮成长为大众理财的重要选择。他就是中国银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杨柳。
1987年，初出茅庐的杨柳进入银行业，先后在中国银行信贷、信托投资公司、托管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等部门任职，亲历了中国基金行业2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完整历程，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人。
近日，杨柳接受中国基金报记者专访，畅谈了基金业从创设到起步、从市场寒冬到牛市浮躁、从“血的教训”到“大放异彩”的波澜壮阔的历程，展现了一部鲜为人知的基金行业发展史。
“那时候，国内对基金这一新兴事物并不熟悉，为了推出这个开创性的‘办法’，金阳大厦很多个夜晚都是灯火通明，参与制定基金行业规范的相关专家和证监会的工作人员经常为一些制度、条款和未来影响探讨到深夜，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吸取了基金业发展的制度文明、并适应我国国情的开创性探索，为中国基金业的起步和规范发展奠定了最早的基础制度框架。”时隔20多年，杨柳在回忆这一幕时若有所思。
作为20年前基金业创设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规，杨柳所说的这个“办法”就是1997年11月14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它浓缩了现代基金行业在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发展积累的制度，对基金的设立、募集、交易、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职责等都进行了详细。
作为中国基金业诞生的者和最早制度设计的参与人，杨柳表示，从当初制定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创设基金行业的初衷看，当时的A股市场是以散户为主的市场，市场投机氛围浓厚，我国需要向国际先进国家学习，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资本市场，完善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同时提倡投资的文化，引导广大普通投资者理财。20年后的今天，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市场影响力和持有人数量越来越大，已经成长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
杨柳认为，这个“办法”已经具备了现行《基金法》最基本的原则和立法，例如，强调投资者利益，建立了规范透明的托管制度，构建了基础的市场法律关系等。后来《基金法》的制定和修改都是围绕这个基础制度框架展开的，尤其是基金托管制度的设立，让基金业成为各类资管业态中运作最为透明和规范的行业。
“基金业虽然也出现过‘老鼠仓’，但没出现过资金丢失的现象，这是因为有完备的资金托管制度，基金运作遵循经营和管理分开的原则，托管人具有制约和监督职责，以此来保障投资者利益，执行基金章程并基金资产的安全。”杨柳说。
范勇宏在《基金长青》一书中也提及中国基金业诞生的国际背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基金业诞生的步伐。国际对冲基金翻云覆雨，对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发起猛烈，短时间内对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危害程度远超市场预期。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感受到了基金的巨大威力，这给当时即将资本市场的中国巨大警示，如何抵御国际投机者，培育出抗衡国际资本的本土基金引发有识之士的大量研究和探讨。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基金业在危机中启程。1997年上半年，国务院证券研究会联合央行和证监会研究制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10月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成立，拉开了中国基金业发展的序幕；年底在广东举办首届基金培训班，第一批基金从业人员诞生。
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12月12日，证监会发布《关于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申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我国的公募基金公司和公募基金产品呼之欲出。
“当时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基金，有的人认为这是扶贫基金，南方人觉得婚宴时凑的份子是基金，还有的基金是骗子，完全不知道基金是一种新型的理财工具。”回忆起银行系统拓展国内首批基金投资人面临的窘境，杨柳也忍俊不禁。
在1998年第一只公募基金诞生时，基金还是新兴事物，股市也只有1200点，银行代销基金和做投资者理财教育面临着的起步。
据杨柳回忆，为了做好国内首批基金的代销工作，中国银行业做出了很大努力。以中国银行为例，为做好基金销售和投资者教育工作，中国银行自上而下做了大量工作：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康亲自安排基金代销工作任务和目标；杨柳主导和编写了《基金投资100问》等小，普及基金理财知识；中国银行自上而下开设了行长培训班、支行行长培训班、理财经理培训班，开展系统的基金知识培训；加紧适合基金代销的银行系统等。
虽然国内银行在基金代销方面起步晚，但起点却很高。当时我国的交易系统的效率和便捷度就优于一些发达国家，基金代销系统从一开始就迈入了自动化时代。
据杨柳回忆，当时在很多发达国家，基金交易是通过支票的方式，买卖基金的程序非常复杂和冗长。然而，中国基金业代销直接越过了纸质流程，跨越到自动化交易阶段。银行直接基于客户的银行卡为客户开通基金账户，经客户授权后，投资者账户资金可以直接自动转账申购基金产品，流程更为高效简洁和自动化。
谈及基金刚刚进入国内市场的情形，杨柳说：“我们最初的基金都是封闭式基金，由于老百姓对基金并不了解，也缺乏投资者教育，封闭式基金上市后就会产生20%左右的溢价，基金一上市就能赚到钱，自然受到追捧。”
但杨柳当时就意识到，封闭式基金上市溢价现象无法长久，因为基金购买的是股票、债券、货币等资产组合，资产组合本身在成立或上市初期并不自然产生成长性或附加价值；另外，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导致溢价，供求关系变化后，上市溢价也无法延续；而且从海外经验看，封闭式基金由于锁定一定期限，缺乏流动性，应该是折价交易的。
“因为封闭式基金规模锁定，基金投资运作不会面临频繁申赎导致的规模波动，这是基金公司很喜欢的模式，所以当时基金公司对式基金兴趣不大。同样由于规模稳定，后续无需依赖渠道持续销售，也吸引了不少银行争相托管这类封闭式基金。”杨柳说。
“在2006年~2007年大牛市中，基金销售异常火爆，投资者却在高点加速入场，‘基金业赚钱，投资者亏钱’的现实被市场和普通投资者诟病。”在2015年举办的一个行业论坛上，杨柳大牛市中投资者火爆入场、高点站岗的现象，提出把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投资者，改善公募行业规模导向的弊病。
由于当时电子银行还没有普及，2006年—2007年基金销售主要还是通过银行柜台，在那一波大牛市里，老百姓大清早排队买基金的盛况空前，有的因为排队买不到基金而捶胸顿足，也有的投诉银行网点捂盘惜售，尤其是在牛市顶点前，百亿元大基金纷至沓来，资金无脑买入、疯狂入市。在杨柳看来，每当基金销售异常火爆时，常常也意味着牛市顶部的加速到来。
据杨柳了解，在国内不论是监管机构，还是银行机构、基金公司，都希望改善“基金业赚钱、投资者亏钱”的现象，投资、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不要跟风、不要追高，同时认准投资时机，以资产配置的角度去持有基金。
杨柳说，所谓以资产配置角度去买基金，就是在投资前应该根据家庭财务状况，在充分了解各类资产波动特征下，将配置的各类资产在适当的比例。比如投资者有100万元，用50万去买股票基金，20万买债券基金，20万持有银行理财，剩下10万应对日常资金流动性需求，把基金投资作为整体投资的一部分去配置，做到长期投资和投资。
杨柳认为，要做资产配置不能超越时代。随着当前居民财富和理财需求的增长，资产配置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各种智能化的金融科技在中国银行和其他同业的运用，也为银行的客户资产配置服务提供了技术保障。投资者要做好基金投资，一是要价值投资，以合理的价格和市场时机去持有基金；二是基金定投，平滑投资风险；三是在市场火爆时冷静思考，执行好投资纪律，避免“一窝蜂”买基金；四是资产配置的。
针对客户在大牛市时排队哄抢基金、引发和恐慌情绪蔓延的现象，银行业也在积极通过智能化系统，提升和完善线易系统，有序疏导线下基金销售拥堵带来的弊病。
以中国银行为例，在2015年的大牛市中，经过智能化后的银行系统已经完全可以接受大量客户网上申报交易的要求，即便基金销售十分火爆，但银行柜台排队买基金的火热场面已经相对冷却，投资者更容易通过网上渠道申购基金。
2007年底，公募基金怀揣着“资金出海”、“全球资产配置”的梦想扬帆出海，南方、华夏、嘉实、上投摩根等4家基金公司合计募集1200亿元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基金开展海外投资，当时也在银行业引发2007年大牛市后一的销售热潮，不少人通过份额配售方式获得了基金份额。
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QDII基金净值大幅下挫，截至2008年末，率先成立的4只出海基金亏损皆在40%以上，亏损最多的超过60%，投资者损失惨重。
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杨柳对此疾首，“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投资者必须吸取，在市场最狂热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投资，在大家最疯狂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市场风险。”
据杨柳回忆，作为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转型过来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在QDII基金托管和代销中自然具有先发优势，但在具体产品合作中中国银行也是有所取舍。“当时，中国银行看到部分基金投向了海外层层嵌套和风险集中的金融产品，由于最底部金融资产并不明晰。为了投资安全，中国银行了有些公募的合作要求。后来看，这一决定也是具有前瞻性，是明智的。”
2007年底首批出海QDII基金“折戟沉沙”，让市场大失所望，这也导致2008年以后银行渠道再度代销的QDII基金很难销售，投资者对QDII基金的投资热情跌落到了冰点。
回顾当初QDII基金热销的原因，杨柳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资金缺乏“出海”投资通道，QDII基金首次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跨境投资的渠道，引发投资者追捧；另一方面，当时港股正处在2007年大牛市期间，不少资金希望借道QDII基金抓住港股上涨的赚钱机会。
在杨柳看来，这一“血的教训”不能否定QDII基金仍然是全球资产配置的好产品。杨柳认为，除了国内市场以外，海外市场仍然存在很多投资机会，也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可供投资，做投资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让更多优秀的高成长企业带给国内投资者财富保值增值的机会；另一方面，QDII基金在投资运作上需要价值投资，只有充分了解国外市场和企业，并以更好的业绩回馈投资者，才能持续获取客户的认可。
“2017年QDII基金的良好业绩让这类产品再度受到投资者关注，持有QDII基金仍是分享海外企业成长红利的重要机遇。未来，QDII基金仍将大有市场，并在未来国内老百姓全球资产配置中大放异彩。”杨柳说。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请杨柳对于中国基金业20年成长的观察和感受做一个总结，并给行业发展提供一些。针对这个长跨度、高度凝练的大话题，杨柳沉思良久，最后总结出三点：
一、时代机遇是基金业成长发展的最大红利。随着的逐步深化，我国实现了国家富强和居民财富的迅速增长，“投资者有财可理”成为基金行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国强民富，百业兴旺，基金行业的大发展离不开“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
二、信托文化和投资者利益是基金业的生命线。在《基金法》框架下，基金业“委托投资，代客理财”，要继续完善基金行业的信托文化，强调投资者利益，严厉打击“老鼠仓”，继续打造规范透明的市场形象，建设基金业的良好声誉。
三、基金业应继续打造自身的主动投资能力，用良好业绩回馈投资者的信任。基金公司要继续打造为投资者带来长期回报的能力，不断增强自身主动管理能力，不要过分强调发展货币基金，这不是基金公司需要打造的核心投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