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不是赚穷人钱的企业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只有你想到要赚穷人的钱了，你才会去研究穷人、关注穷人，为穷人提供服务。
穆罕曼德·尤努斯是孟加拉国的一位大学经济学教授，在这个亚洲最穷的国家教经济学，他悲哀地发现，无法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真正地解释什么是贫穷。于是，在1983年，他创办了一家叫格莱珉的乡村银行。
格莱珉银行只对穷人贷款。但是，穷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信用资产和抵押物。尤努斯教授设计了一套制度。简单而言，就是联保和。
凡是向格莱珉提出贷款的穷人，必须找到另外四个人，组成一个贷款小组。一人还不出，小组同伴一起还。如果小组中的某一个人退出贷款，小组解散，另行成组。
靠着这套古老而简单的制度安排，格莱珉银行的服务渗透到了孟加拉国的8万多个村庄，惠及600多万穷人，其还款率高达98%。2006年，尤努斯因此获得诺贝尔。
但是，格莱珉不是一家慈善机构而是如假包换的商业银行。它的年贷款利率一般在10%以上，最高可达20%。在三十多年的运营中，它一直保持盈利的状态，其股本回报率约为5.6%。
我见过一次尤努斯教授，那是在2009年，他受邀访华，在大学做了一场并举办了一次专家座谈会，我迄今记得当时热烈共鸣的场景。在那年以后，中国的有关部门和省份开始推广格莱珉经验，起码组建了上百家类似的小贷机构。格莱珉银行也于2014年在中国正式设立了第一家支行。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推广一直很不成功。当年热情洋溢组建的上百家机构，到今天，都已经消失了。
一位扶贫基金会的实践者告诉我，最大的障碍是，联保和模式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实在太高了，一家小贷公司给山高地偏的农民或小业主提供服务，根本无法覆盖运营成本。而且，中国的人口流动率又远高于经济滞后的孟加拉国。
真正让中国的普惠金融走出了困境的，不是出现了另外一个“尤努斯”，而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大数据能力的爆发。
在近十年里，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的全民化普及，金融服务机构有可能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抓取到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的各种信用及行为数据，然后通过算法技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让机器判断你是否符合贷款资格。
这一基础于数据智能化的新金融贷款模式，起肇于互联网金融公司，最近三四年间，普及于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相比于格莱珉模式，它的运营成本更低、辐射人口没有区域。
更具优势的是，互联网小微贷款可以根据还贷时间进行利率浮动，大约在4%到15%之间，明显低于格莱珉。而且，从我近几年的调研所得，穷人的还贷信用惊人地好，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贷款不良率普遍低于1%。
也就是说，“”是会变的，科技是不可逆的。只要有好的技术，做穷人的金融服务居然也是一个超级好生意。
银行的本质从来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所以千百年来，银行的门槛永远是最高的，墙永远是最厚的，它只做富人的生意，赚富人的钱。在没有互联网工具之前，你让银行给穷人贷款、为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服务，那就是把它们往里推。出再多的，发表再感人肺腑的领导讲话，都无济于事。即便是得到诺贝尔和平的尤努斯也必须要把利率提高到10%-20%之间才可能微利维系，而且在中国，还“水土不服”，无法正常运营。
因此，银行不赚穷人的钱，梦见自己杀人不见血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为什么今天终于有人为穷人服务了，却会遭到热嘲冷讽？
答案是：天下所有的商业性服务，都应该是赚钱的。只要在的范畴之内，越具有盈利能力的企业，越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如果一家金融公司获得了超额利润，那么一定会有另外的竞争者入局，然后通过降低利率、提供更好服务或更先进技术等等方式，分食其利。
所以，完备的、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才是穷人利益的唯一手段，而不是反过来，那些为穷人提供服务的企业。
只有你想到要赚穷人的钱了，你才会把商业世界里的商品和服务输送到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去，让穷人也能享受现代化的商业文明。
只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想到要赚穷人的钱了，这个世界才可能是公平的，是普惠的，才可能减少穷人，消灭贫穷。
穷人不怕你赚他的钱，怕的是你根本就他，把他远拒在视野之外，或者，怕的是你赚他们的钱。
亚当·斯密曾言，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富人如此，穷人亦如此。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穷人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富人。
这句话看似很矛盾，却有着内在的经济和人文逻辑。所谓的悲悯，在着利益的商业世界里，永远不是，而是温暖的拥抱和的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