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六年，财经作家吴晓波被镜头和观众训练成一个能力极强的家：准备一个主题，不用写讲稿，他也能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并且全程不打一个磕绊。他擅于，语调极富感染力，节奏感很强，以至于哪怕忽略内容只是听声音都会让人感觉他“讲得很有道理”。
那个时刻，吴晓波坐在杭州市谷小镇的一个房间里，几台摄像机对着他，几十个工作人员在旁边围观。虚拟世界里，那儿是吴晓波频道的淘宝直播间，870 多万人正在观看他的一举一动。
五个小时前，他了人生第一场带货直播，推荐了总共 26 款商品。所有产品讲完，有客户对销售效果不满意，要求吴晓波返场重讲。他的状态可见的疲惫，“整个人已经呆掉，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助播主持人以及他的同事在旁边交替介绍商品属性、价格和领券方法，吴晓波在一旁保持面部始终挂着礼貌的微笑，“演得还好”。
镜头刚一关上，淘宝直播团队的工作人员就忍不住大发脾气。这场直播投入不小。除了在上海、杭州等 7 座城市的机场、高铁站、户外广告做了线下投放之外，直播当天，淘宝、天猫和微博还拿出了千万级资源。在预热文章里，吴晓波引用了里尔克的诗：我看见了风暴，激动如大海。——后来在各种评论文章里被再次引用，作为反讽。
凌晨三点，吴晓波开完直播复盘会才回到家，早晨六点钟，他又起床赶高铁去丽水参加一个 “怎么也推不掉” 的项目。前一晚卖出去的 15 罐某品牌奶粉，在后台又收到两罐退货申请。直播的 “坑位费” 是 60 万，如果按销量折合，真是“天价奶粉”。他翻车的稿子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源源不断地出现，总有人把文章和评论发给他，根本就屏蔽不掉。
我们在 7 月 21 号第一次采访吴晓波。他看上去很瘦，因此显得更高了。办公室一角有个小衣帽间，挂着几件衬衫（大多是白色的，但材质和领型不同），一旦临时让他录视频或者参加活动，他不到一分钟就能换好衣服。
他几乎全天戴着一副黑色细边儿眼镜框。早在 2007 年，他就做了近视眼手术，但好像别人都习惯（也可能是更接受）他戴眼镜的样子。朋友帮忙挑选了一种材料特别轻的镜框，单价一百多块钱，买了三副一模一样的。十几年里，曾有不少客户、朋友、来面试的候选人、活动主持人被他突然把手指伸进眼镜框揉眼睛的动作吓得一愣。
7 月 10 号，他写了篇文章《吴晓波：十五罐》，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太自信了”。立场很微妙，看似，实际上不仅重新帮品牌们做了一次免费，还把翻车变成了一个自嘲的梗。文章还使用了一个新的数据口径——引导销售数据，即直播当晚到第二天的销售总数据，使得各种数据看上去效果不错。
吴晓波的大学同学、多年好友、《第一财经日报》创刊总编辑秦朔把这场直播形容为“”——“我们这样的人肯定是不敢去做的，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敢跟他比。”
在杭州，吴晓波创立了两家公司。2005 年的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图书出版策划公司，推出了财经图书：《激荡三十年》、《道与梦想》、《柳传志管理日志》、《任正非管理日志》等。2014 年，成立巴九灵文化公司，名字是 “80、90 后的缩写 + 谐音”，围绕自“吴晓波频道” 生产包括图文、音视频、线下培训课等各种形式的内容。
除了 “每天听见吴晓波” 的音频付费课程和视频付费课程，他还不间断地参加各种和站台活动，出场费从十几万涨到 80 万。七七八八加起来，吴晓波的身价有七八个亿，是中国最富有的财经作家。
发财的代价是，他的时间变得很破碎。最多时，吴晓波一年要出 80 多次差。采访的前一天，他刚从成都考察一个直播回来，讲起来语气很是兴奋，充满期待。直播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新风口，顺利的话，明年年初，他们将在那里建成一个三万平方的直播产业园。
翻车挺烦人的。虽然表面上装得没什么大不了，但它就像颗定时。再过 15 天，又要做播第二场。他有点焦虑。情绪像个蓄水池。他说自己找人定做了一款文化衫，胸前印上 “翻车” 两个大字。“我第二场就穿这个播！”声音气鼓鼓的。可一说完，整个人又有点颓，分不清是太累还是太丧。
直播 “翻车” 后的第 20 晚，吴晓波经历了一场多年来罕见的情绪崩溃。下午，他从成都回杭，一上飞机心情就不好。回到办公室后，原本计划录两个小时的视频课程，才录到 50 分钟，他突然说，“我不录了”。妻子邵冰冰推门一看，“他整个人很崩溃”。
“我干嘛要这么做？我都不知道我这么辛苦为的啥？我干嘛要这样去创业？我何苦呢？”他的发问像串珠一样。那种又烦躁又失落的状态，邵冰冰很熟悉。
她给他约了一桌牌局。打麻将是吴晓波最热爱的娱乐项目，打一晚算一场的话，他一个月能打十场。但那天，邵冰冰帮忙联系好了牌友，吴晓波都没去，“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
在办公软件上，吴晓波的日程对商务部的一些同事，大家都可以申请安排他的时间，他也几乎都全力配合。那天更晚一些的时候，邵冰冰打开吴晓波的时间表，突然发现本来没有工作安排的时间段全都写上了“私人会议”。
1997 年起，每年买一套，其中还包括 1999 年用 50 万在千岛湖承包了一个小岛。最早买房用了不少邵冰冰开广告公司赚的钱。看房使他开心。后来，他不仅自己买房，还员工买。早期员工有一个共同记忆：被老板和老板娘带着到处看房。就连公司一进门的墙上都贴着一个杭州楼盘开盘地图。曾经一段时期，周五吃过中饭，他们就带着员工呼啦啦出去看房。
吴晓波身上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在好朋友许知远看来，吴晓波性格的一部分是被杭州这座城市的商业氛围塑造的：更加讲求效率，作为标准的衡量意义也更为重大，“在这里如果一切东西不能折现的话，就是个。”许知远说。
蓝狮子时期，吴晓波在西湖边开了一家书店，当时想的是 “给读书人留一扇窗户”。有一次，他在店里看到一个姑娘正拿着本书读，他在旁边一直盯着，心里犯嘀咕：“怎么还不买书？还不买书？还不买书？” 租金虽然是免的，但这个商业模式太容易亏。开了两年，西湖书店正式停业。
这句感慨源自大学时的一段故事：一位企业家请吴晓波的同学吃饭，菜端上桌，一一品尝，同学恭维：“这道粉丝烧得很好吃”。企业家听完，说，这不是粉丝，这是鱼翅。
“你知道什么叫鱼翅吗？”同学讲完自己的糗事，问吴晓波。吴晓波也不知道。这意味着，这桩糗事的主角很可能有一天变成他自己。那之后，他对财富慢慢有了一些概念。
当记者时，吴晓波“天天和那些企业家在一起”，他就想：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你的智力还不如我、学历还不如我，钱赚得还比我多，那怎么行？
1993 年，吴晓波就在和上开专栏，最多时同时开六个，有时根本应付不过来，就把写书写到一半的文章改一改投了，“先把稿费赚了再说”。
虽然个人投资做亏过很多项目，但蓝狮子和巴九灵这两家公司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没亏过钱。他的好朋友、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觉得，这是因为 “晓波一开始就特别清楚‘我是谁’。” 巴九灵刚成立时，他们俩讨论最多的话题是：电商要不要做——他想找到最适合公司的商业模式。
因为常年观察企业，吴晓波更擅长自上而下制定战略，他并不激进，但也不非常保守。做财经脱口秀、做知识付费、做企业家培训课、做电商、做社群、做 app、做跨年、做直播…… 时代的每一个 “风口” 他都没错过。
2010 年 1 月 27 日，吴晓波、邵冰冰一起在走访城邦出版集团。到城邦时，他们看到很多员工凑在一起研究什么东西。那天，乔布斯发布了第一款 iPad。走访的内容很多都模糊了，唯一清晰的是，从城邦回来后，吴晓波坚定地说：“天要变了。”
回到杭州，他开始积极地推动数字出版。一开始，只是把纸质书变成电子版。因为动手比较快，比同行更早地保住了业务量。接着，吴晓波又发现，除了阅读之外，一些更通识的商业知识可能有很大潜在市场。他决定做线上培训课程，搞一个 app 出来。最终这个产品失败了，但吴晓波想出这个商业模式时，是 2012 年。
“每当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他几年之前想过的布局，被验证了，或者可能真的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时候，他还是开心的。”邵冰冰说。
在妻子看来，吴晓波商业直觉挺好，但是经营管理能力偏弱。好在，邵冰冰自己在这方面和他可以互补。
几乎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对邵冰冰的经营能力给出肯定。她和吴晓波是中学同学，从小就是团支书，组织能力很强。年轻的员工们都不太敢和吴晓波对话，但都喜欢和邵冰冰玩儿。老板娘特别会讲故事，她能做到一开口说话就能把氛围带得热闹，还时不时地把听众逗笑。
邵冰冰曾经是一名语文老师，如果一直沿着当老师这条走下去，她怀疑自己“不一定能当上特级教师，但是能往官道上走走，做一个杭州市教委主任之类的。”90 年代，邵冰冰走出体制，下海经商。先后开过方便面厂、广告公司，2008 年，正式接管蓝狮子，之后，她和吴晓波一起管理巴九灵。
最近一个多月，除了成都，他们还在杭州物色直播选址。一开始选了一个家居广场，地点在距离市中心 40 分钟车程的余杭区，面积八万多平方，可以尽情，吴晓波去考察时很兴奋。临签合同的档口，邵冰冰把这事儿拒了，“太偏了，不是时尚潮流的所在地，落到这个地方有风险。”
后来，邵冰冰找到完全在市中心的杭州大厦，“这里离商业很近”，她极力推荐，吴晓波“一看也觉得没话说”。接下来，怎么搭建产业链、人货场结构、六万方的中央商城怎么弄、资源的整合和分配，所有具体细节都由邵冰冰一手打理，一直到最后的签约环节，吴晓波才出面签字。
作为一个经营者，管理公司和几百个员工，让邵冰冰很有成就感。她总觉得，公司做到这个地步，还得继续做下去。“但吴老师一直被安排，被”，邵冰冰说，“所以，有时看到他那么痛苦或那么不开心时，我也会想，是不是我把他带到沟里了。”
这时，她就劝他：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带着来的，必须要为这个负责任。所以你就不能去跟另外的人比，觉得自己怎么这么郁闷这么辛苦。
1998 年，电影《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当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很多企业纷纷倒闭。吴晓波这个选题点，写了一篇《中国企业界的泰坦尼克现象》，发表到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文摘》上，占了半版面。报道发出后，一位编辑邀请他把这个系列写成书。吴晓波从一堆企业中找出最具有戏剧冲突的案例，做了不少采访，写出十个企业的失败故事。
2001 年，《大败局》出版，吴晓波 33 岁。当时图书市场上还不流行财经写作，出版社最初只印了一万本，没想到很快就卖完了。一群朋友组织喝酒庆祝，约定之后每卖出将近一万册就喝顿酒。结果过两天就喝，过两天就喝，很快就“喝到去挂盐水”。搞了七八场后，吴晓波说：“不能再这么喝了，卖将近五万册再喝”。然而只过了一个礼拜就又加印五万册，最后他们只好又把五万改到十万。
《大败局》让吴晓波在财经界和企业界积累了一定的名气，紧接着做蓝狮子时，他已经具备不错的资源，能邀请到王石、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等知名企业家过来出书，蓝狮子也成为当时国内领先的财经图书出版机构。
2004 年，吴晓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和国外的企业家、学者交流时，他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的商业历史和企业历史并不了解。他给秦朔打电话，说他想写这样一本书。秦朔听了很兴奋，鼓励道：“这本书全中国大概有五六个人能写，但是只有你可以写。”列举的那五六个人，有的在大学当教授，有的在当主编，有的在当官，他自己在办，只有吴晓波有创作的时间。
正式动笔前，两位助手分别在上海和杭州的图书馆收集各种企业的公开报道资料，主要检索来源是参考消息、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以及几家权威外媒、回忆录。整本书按照年份，梳理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跌宕故事。
写书时，吴晓波在结构上花了不少心思，叙事逻辑参考了写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他一直有解书的习惯。比如，这一章 1.2 万字，把它按照小节拆开，尼克松被暗杀篇幅用了多少，在空军一号就任篇幅用了多少，罗斯福新政篇幅用了多少…… 看韩剧时他也拆解剧情，什么时候唱歌，什么时候掉眼泪，一边看一边拿笔记下来。总之，这是一本充满 “” 的作品。
2008 年， 30 周年，这本回顾中国三十年商业史的《激荡三十年》一经出版，迅速成为最热门的财经畅销书。
一位资深图书出版编辑觉得：《激荡三十年》的成功，有一部分是时代塑造的。“当时国家对于之前三十年经济成就回溯的动力很强。整个社会情绪是意气风发、风起云涌，觉得国家跟过去比，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这个节点踩得好，能卖出几百万册并不意外。但要真说厚重度，这位编辑认为，“书中所使用的材料都比较浅显，在商业写作上并不是多经典，甚至对商业知识的理解还有很多是比较粗糙的。”
无论怎样，《激荡三十年》的出版让吴晓波的社会身份变成了“特别的、被社会的一流财经作家”。他的采访变得越来越多，几乎所有重要的都邀请他做过节目，还参加了大量的活动、、上电视和很多企业家对话，还受到腾讯邀请撰写《腾讯传》。
2015 年 1 月，他在号上发表文章《去日本买只马桶盖》，当日阅读量达到 167 万，一周内阅读量超过一千万。李克强还就马桶盖现象发表了公开评论。这篇爆款文章让吴晓波变成社会知名人物。从 2017 年开始的“吴晓波跨年秀”，观众从 1000 多人发展到 8000 人。
在吴晓波的好友曹国熊看来，吸引吴晓波一直在商业世界里活跃的东西不简单是财富、名声，还有影响力，“影响力常有力的东西”。曹国熊是普华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经纬人民币基金创始人。2015 年，吴晓波和曹国熊合作，共同成立“头头是道基金”，关注内容和消费。曹国熊是基金的掌舵手，而吴晓波则是基金的对外名片，带来产业资源和源源不断的内推项目。
吴晓波的大众知名度也经历膨胀。过去几年，地产公司等许多企业的活动、年会经常邀请他做座上宾；创业品牌寻求他的名字作为背书；走在上的普通市民认出他，热情地求合影，视之为荣幸。
7 月 31 日，上线年中节目《我们的小康》，邀请他们认为最富知名度的三位知识名人作为嘉宾给全国人民做，吴晓波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罗振宇和薛兆丰。
许知远着吴晓波在商业世界的明显地上升，也感觉到他的变化。“我偶尔找他玩，就感觉他从早到晚被安排了各种事情。”许知远说，“他突然变成一个和我们很不一样的状态，变成一个 speaker，一个到处讲话的人。”
这背后是人的。一种财富的积累、一种更大的影响力、被人需要的感觉，形成新的依赖。2019 年，在《十三邀》的一期节目里，许知远曾问吴晓波：什么时候才能从这种热闹的商业里回归到安静的状态下写作。吴晓波没有给出明确回答。
“这是新的 addiction（上瘾物）。”许知远说，“罗素有一句名言，比被人谈论更糟糕的是不被谈论。”
以前出去跑新闻发布会时，吴晓波总是坐到最后面，别人把问题都问完，他问也不问就走掉了。回到后，用总结和提炼的视角回去写文章，“写得还比别人好”。他很得意。
他写东西离不开家里的书房。有一年，他曾经带着电脑到杨梅岛，打算在那里闭关写一个月，结果因为书和资料没带全，不到一个礼拜，就写不下去了。最后只好叫了几个朋友上岛打麻将。
在写作上，吴晓波受作家陈从周影响很大。在作品《说园》中，陈从周提出一个园林——疏可跑马，密不容针。“写作也是这样的，某一个细节要写得非常的精密、精细。”体现是他可以为了书中的一篇文章里小细节，特地跑到深圳的招商局去看资料。“但是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跟针一样，那你就累死自己，搞死自己了。”“疏可跑马”就是可以偷懒的地方。有时候写东西写不下去，他就在书房里转悠，这本书翻翻，那本书翻翻，“去偷几句话出来，再弄几句一下”。
吴晓波写书没有标脚注的习惯，引用的文字，重要的就标一下，不重要的就忽略了。有时引用三段内容，就只在第一部分加上引用出处。写《跌荡一百年》时，因为参考的资料过于多，标起来太麻烦，他索性在后记里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罗列一大堆图书索引：一是我在正文中都标出了有价值的资料来源；二是为了节约纸张，我常常为自己的图书定价昂贵而不安。
这种未取得授权随意使用他人素材进行二次创作的习惯和模糊的处理方式让他了人生最大的一场名誉危机。
2010 年 1 月，吴晓波的新作《吴敬琏传》出版，是当年 80 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人生唯一一本个人传记，字数近 30 万。2 月，曾任吴敬琏助理九年的专栏作家柳红公开撰文这本书 “是一本粗糙、仓促的快餐传记”。柳红认为：“吴晓波未对任何一位吴敬琏的故旧、家人、同学、同事、学生做过采访，仅对吴敬琏做 20 小时采访；而其仅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便写成传记并出版，也实为羞耻之事。” 她还发文指出书中 “14 种硬伤” 和“4 处软伤”，包括时间、数据错误、情节、随意拔高等。随后，她正式向法院起诉吴晓波剽窃、著作权，市东城区受理了此案。
“柳红文章中是这么说的。但这其实是个。”吴晓波说，“写一本书怎么可能只有 20 个小时（的东西）呢？而且我是帮吴敬琏做 20 小时的视频史，但采访前前后后是花了三个月，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至于书中部分材料的接近性，他解释道：同样的经历，吴老和柳红讲过，也给我讲过。一个人总不能讲出两个故事吧。
虽然辩解不少，这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无妄之灾”，他倒也坦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确实是有瑕疵的。”
官司打了两年，每天都很忐忑。有关抄袭剽窃的认定标准“模模糊糊的”，一直待在杭州的吴晓波感受到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他没有信心法院到底会判出什么结果。他很怕。
最后认定的 50 多处加起来是 2700 字，在十五六万字的书中占很小的比例。“这里面还包括我说的，他妈妈带他进山洞这些事实的东西”，吴晓波说，“我估计真正她带有原创性的东西，大概三五百字是有的，客观上讲，几百字是有的。”
当时吴晓波还照常去上班、打麻将，在人前装出一副没什么影响的样子，但邵冰冰看到吴晓波 “孕妇梦见蛇缠身整整两年倍受”。“卖货翻车 100 次对我来讲都没有关系，但官司如果输的话，就完蛋了。” 吴晓波说，“因为我的名声是建立在文字之上的，如果被认定为抄袭者，那你在行业里面就成了个笑话，那是不可想象的”。
吴晓波朋友不多，和作家圈没有任何交集，“他们都不认为我是个作家。”虽然他一直说自己只是个记者，但记者圈的人也不认可他，“他是一个涉嫌公开抄袭的人，一个没有职业底线的人，不值得一家原创尊重。”一位权威财经主编说。
“原来他们都很喜欢我，现在都不喜欢我了”。现在，和他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人，用吴晓波自己的话概括，“是一些为我的书和我买单的人”。
吴晓波出生在 1968 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这个国家最有历史感和时代意义的瞬间。他在那个号称 “理想主义氛围最浓厚” 的 80 年代读大学。90 年代初大学毕业时，市场经济敲开国门，商业社会的一涌而进，完全是另一种时代氛围和话语体系。作为一个靠写文字和知识赚到大钱的人，他是怎么一步步找到今天这样一种平衡的？他自洽吗？迷茫过吗？为什么会变成市场的弄潮儿？
八十年代末，读大三的吴晓波和三个新闻系的同学组成了一支“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从上海出发，走过井冈山、湘西、贵州、云南、广西，最后到海南，一去了很多穷地方。虽然从小也穿过打补丁的衣服，但因为长期在城市里长大，对真正的穷是不知道的。
印象最深的是到了湘西一个叫黄丝桥的地方，就在湖南凤凰城边上，当年是一个屯兵的古城。那里到处都是城墙，非常完整，城里有房子，还住着人，人在铁锅上煎烙饼，连油都没有。“明朝当兵的人也就是这么煎烙饼的，几百年过去了，还是这么煎。”这是那个画面给他留下的唯一感慨。
到了云南老山，山顶哨所驻守的民兵两年没下过山，条件艰苦，没有电视、没有，唯一可供消遣的是：山对面住着两夫妻，还养了几只鸡。当兵的没事儿就轮流拿着望远镜去看那个越南女人，早上起床了、在喂鸡、在院子里晒衣服了……
旅行的最后一站，海南省。在海口一条很小很小的街上，几个大学生人生第一次见到靠身体赚钱的女孩。她们看上去很年轻，不到 20 岁，打扮时髦，穿着那个年代很少女孩才穿得起的。她们就那么坐在边，膝盖处贴着不同面额的纸币——无声地宣告身份。贴 1 块就是 1 块钱，贴 5 块就是 5 块钱，贴 10 块就是 10 块钱。
之后人生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决定，吴晓波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能干一点是一点，前进三步退后两步就退后两步，该退就退。“把刀藏在一张里，该怎么活怎么活，我不会以身犯难”。
2003 年从离职时，吴晓波还想过办一本优秀的新闻周刊。为了刊号找过很多关系，大家说，“晓波你来做这个很好”，但是对方要 51% 的股份，他听完就了，“这肯定不行。我的脑袋不能系在你的裤腰带上。”他彻底放弃了做的想法。而秦朔从《南风窗》离开后，在上海又创办了《第一财经日报》。
个体的历史里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更向前追溯，很多今天呈现给外人的样子，在过去都能找到时代留下的痕迹。
吴晓波出生在宁波，很小的时候父亲被调到山西当兵，他被寄养在宁波的大姑姑家，6 岁被送回父母身边读小学。他们生活在山西祁县，对那里的印象是：有很多枣。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的地方。
小学一年级的某一天，课上到一半，班主任老师突然冲进来，说：“哭哭哭，大家都哭。”一帮小孩谁也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就开始哭，吴晓波也跟着哭。接着，学校里开进来一辆军车，把他们一堆小学生拉到车上，开到县城中心。广场上站满了人，挂着黑色的幕，大喇叭吵吵吵，人们的哭声叠在一起。
潜移默化地，他对宏大的命题感兴趣，而对大时代大命题的把握也帮助他成功。2011 年，《激荡三十年》被评选为中央机关干部最喜欢的书，“也许，从此以后我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人了”，他说。
40 岁时，他有机会写《吴敬琏传》，一度觉得很幸运，因为自己是真诚地欣赏吴敬琏。他最欣赏的是吴敬琏的建构性人格：就是提，到此为止。我也不说你不对。我不把你惹毛，不逆龙鳞。“年轻的时候还是很的，很容易获得喝彩或得到关注”，40 岁以后火气慢慢消掉了。
接触时间越久，越觉得吴晓波身上藏着一种矛盾感。有时你会觉得这种矛盾感被隐藏得太深了，以至于让人难以确信这矛盾是不是真的存在。
在随笔集《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中，吴晓波说自己曾“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的声音；幻想自己能像李普曼那样勤奋，他写了 36 年的专栏，一生写下 4000 篇文章。”
“我没有办法摆脱的胆怯和生活的。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财经作家’，在看上去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女儿问吴晓波，爸爸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吴晓波说，我是一个懦弱的人。
50 岁之后，明显变了，“觉得将至，衰老将要到来”。他以前不太会人，现在是做减法。
在公司，吴晓波和同事们的距离也很远。公司团建、同事开生日 party，大家也默认了不叫他。8 月 4 日第二场直播结束后，邵冰冰带着项目组的几个核心一起去吃夜宵，帮吴晓波安排好了另一辆车，准备把他一个人送回家，因为那天他播完心情很好，才一起上了车。
企业界那些人，他不会和谁有特别紧密的交集。出去，只留出两三个小时，讲完马上就走。他不仅对采访没有那么大热情，对人也不太有什么好奇心。如果不是写《腾讯传》，他根本不会主动去找马化腾聊聊天。
年龄和体力像是有个零和公式，代表年纪的数字越大，体力所能带来的有效工作时间越短。以前在家里写作，九点钟起床，十点钟开始写，可以一直写到下午五点。后来，那个数字从下午五点，变成四点半，变成三点，现在到了两点他就开始坐不住了。
的衰老带来的无力感也很强。一方面在于，他离商业太近，感觉像是“在泥地里滚”。需要静下心来的时候，必须要把身上的泥巴洗掉，这个切换挺的。他一直想写一本书，主题是“企业家与中国社会”。念叨了好几年，现在还没有写出来。许知远曾经觉得吴晓波“应该能成为我所期待的商业思想家”，但接下来的，吴晓波更大的兴奋似乎是“使他的品牌辐射面更广，进入更多的领域，而不是在于商业思想本身进入更深。”
另一方面在于创造力的。49 岁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时，吴晓波曾经想过换一种写法，试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回到最擅长的写法和文风，那一刻心情是巨大的沮丧，“你以为自己能换一把刀切一块猪肉，但最后还是换不了。”
“写书的快乐感没有了，你说沮不沮丧？”现在，他 50 岁了，再尝试一次，结果也可能是一样的。他很毕加索，“老头很牛逼”，他 14 岁画的画和 80 岁画的画完全是两回事，“但大部分人跟我一样，画一个东西，不断地重复自己，越画越娴熟。”
《大败局》和《激荡三十年》就像两座大山挡在他前面。很多朋友觉得，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商业而不是写作上，付出的代价是不值得、甚至是惨烈的。但他自己更知道，安静下来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他见过太多拿着他的书恭维他写得好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挺烦的”，他听听就过去了，内行人看门道，“我肯定是看得到自己的问题，除非到自己觉得自己很牛逼”。书是真正人的东西，好不好只有时间说了算。
好在写作的热情还在——“有些事情你得日日惦记，但它并不时时发生。”——这是另一种快乐。他曾经和女儿开玩笑说，以后自己死掉了，墓碑上要写：这里躺了一个著作等身的人。奈何身高太高了，吴晓波站起来比划，一年写一本，摞起来现在也才到腰。
8 月 4 号的夜宵餐桌上，邵冰冰讲起 90 年代初有一次打电话算命，算命先生说：“你们两口子以后能赚大钱”。邵冰冰听了很兴奋，能赚多少钱？先生说，至少能赚 5 万块。一桌人听完哈哈大笑。40 岁时，他就不再因财富而有不安全感，衣服、手表、鞋子都有人送，购物的乐趣也消失了。
他确实挺勤奋的，本本分分赚钱的状态，像农民，也像江南皮革厂的厂长。他接受自己企业家的身份，也把它所要求的职能完成。公司的员工需要他负责，营收也要靠他，现在还要上市，资本上也有。线上的付费课程、线下培训、商务活动、年终论坛，都涉及到很多商业植入，需要他参与到第一线。
做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痛苦，但也不能说快乐得特别幸福。他会烦躁，也会任性，只不过，就像许知远说，“他是任性一下，立刻就服从了”。
更生动地类比下，吴晓波觉得，企业家就像——都是。比如，授课是着去的，他就把站在台上当成念他的经，“要对得起底下的人，人家送了那么多钱呢”。8 月 4 号直播前，报名某个培训课程的企业家们结业，在直播场地临时搞了个小仪式，将近 20 个企业家举着毕业证书，一一站到吴晓波旁边合影，他就站桩一样地在那里对着镜头笑了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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