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断掌手相图解
]今日的人，多只愿得一点身心的安定，而无追求“向上一著”的决心，故与讲究“棒喝”、“逼拶”的祖师禅法很难契合。末后加上一句，未来汉传佛教的希望，还是在。
哈佛大学的维慈（Holmes Welch）教授曾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中这样评价道，“如果没有主义运动，中国佛如何呢？我认为它的命运将决定于三股不可遏止的趋势：支持的减少、经济的恶化和脱离。”
按照维慈的观点，如果不是1949年之后对于各大教的普遍，原本在曾经看似已经“复兴”的佛教，在其他诸多教的竞争中也势必会以失败告终。这个观点自然充满着争议，在流俗的佛教史叙述里，清末民初佛教的“回光返照”最终主要是因为而告中断，似乎大家都认为，假如没有之后的法难波澜，汉传佛教理应会重回昔日盛景。
初冬的台北，多雨且阴冷。乘车从法鼓山出发，前往台北的温泉胜地北投，去拜访果如。果如其名，佛教界较少知晓，就连在，除开其早年所在的法鼓山僧团，或也多不熟悉。但是提到其师圣严，则几乎无人不晓了。这位著作等身的学问僧，不仅拥有日本立正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且教解行证皆是一时之选。当年以情报军官之身份来到，本无再度出家的可能，但因郑介民将军夫妇的协助，方能脱下戎装再度出家，成为后来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圣严的成长经历，虽有早年在的教启蒙经验，如在南通狼山出家，上海静安寺的启蒙等等，但他最为重要的生命经验，多是发生在。相比而言，圣严的东初这一辈，则算得上是传统僧人的典型代表。当年身为江南名刹焦山定慧寺主持的东初，若不是因为天地玄黄，更替，最终栖居于台北关渡一隅，这座岛屿或许没有机会迎来这样一位僧界的重要人物。
当然，像东初这样来台的僧人，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出家人，在当年犹如过江之鲫，远远超过了这座岛屿的容纳能力。当年同是从过来的慈航，因悲悯僧人的境况，故而花费巨大的与精力收留这些渡海而来的僧人。但是当年的，本是汉传佛教的边缘之地，这样一股汹涌的波涛，从长远来看，虽是这座岛屿百年难遇的财富，但还缺乏足够的准备。
当年与东初有类似命运的江浙僧人，大多簇集在台北附近，如白圣长老、印顺、南亭、煮云长老、忏云长老等等，围绕着善导寺，建起了一座座的精舍、讲堂。在之前，佛教的重镇本在台南，这当然是日据时代的遗产。这股汉地的僧流，显然一夜之间改变了的佛教格局。
从今天来看，当年两岸分治，汉僧也被一分为二，各自前行，这有如做了一个历史实验，让我们可以看看在不同的下的各自的命运。
祖师禅林不大，却有一丝唐风遗韵，据说前身是家道观，因为原来的道场面临搬迁的问题，恰有因缘，道观的主人将此道观免费赠送给果如，用以改作佛教道场。房舍逼仄，几无接待外人的余地，据说要参加此地的禅七，禅众也只能在大殿里席地而眠。
果如身材矮小，面容则颇似古画中的罗汉相。甫一落座，便单刀直入，有何问题，尽管来问！话语间目光如炬。想想也是，古来禅，问话间即是机锋，皆为点拨，别无闲言。
此次前来，原本就是鼓山的出家谈起果如承接圣严的祖师禅风，在临济“话头禅”和曹洞“默照禅”上皆有。此行原本就为探究禅门心法而来，也就不再客套，径直去问。谈到禅法，谈兴颇浓，或许也因我略知天台教理，所以开示之间，天台、华严教理皆信手拈来，用以说明禅心法之妙。桌前一杯热茶，精彩处竟也忘了，再饮时，茶已微凉。
此番的场景，在我所接触的佛教界中，已经少能遇到。佛教自八十年代开始恢复，各地兴建、兴办，颇为热闹。但一旦真正深入接触教界，却也看到里面的危机重重。如在教理的学习与的实践上，面临传承断代的窘况，要么忙于经忏，或流于一些浅表的佛理宣讲，的教理学习与修持，已少有践行者。
说其为“一丝”，是因为尽管虽有佛教的道统血脉，未如那般彻底地断绝，但因生活的富足，反让的佛教慢慢具备了中产阶级的趣味，而失去了佛教本身特别的“”意趣。佛教的四大山头，信众主力基本都是中产阶层，这样的基础虽然使得社会随处可见佛教的踪影，例如素食文化的流行，义工慈善事业的活力，但那种在“”中欲得的出世性格已然淡化。
言谈间，谈起今日祖师禅法的情况。有些唏嘘，今日的人，多只愿得一点身心的安定，而无追求“向上一著”的决心，故与讲究“棒喝”、“逼拶”的祖师禅法很难契合。末后加上一句，未来汉传佛教的希望，还是在。
此时方才得空，环顾茶室，除开一些必要的茶具座椅外，墙上赫然悬挂着东初老人的法相。论辈分，东初是果如的师公，但在其出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果如基本上都是跟随着师公成长的，言谈间，果如不断地强调自己的幸运。他说，年幼时，东初老人曾教训还是小沙弥的果如，“要是还在，你这样的小沙弥，想见都不一定见得到我。”
这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这番话的深意，或许是为珍惜；另一层则恐怕是，这样的师徒因缘，要不是因为这样的时代，又怎会在此孤岛相遇呢？
在法鼓佛教学院访问了将近四个月，临行前惦记着多拜访一些佛教界的前辈，再了解一些此地佛教的现状。因为偶然的因缘，我联系上中华维学会的创办人郑振煌先生。
穿过静谧的大安森林公园，来到一栋灰色调的建筑，这样的楼房在台北随处可见，并不出挑。学会占据了其中某一楼层，在门外就可见维学会标志和众多供结缘流通的书籍，略略翻过，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书籍皆有，大概是因为郑先生对藏传、汉传、南传佛教都有浓厚兴趣的缘故。人在门外，可听到房间内的大厅里，一位老者正在唱诵，是经抑或是咒，听得并不端详。
终于等到唱诵结束，友人领我进去拜访那位唱诵的老者，原来他就是郑振煌先生。郑先生的名气在大概不算影响太大，但却多有佛乃至资深文青，都读过他早年翻译的那本《书》，激发起过多少青年人猎奇式的“香格里拉梦”。
一番简单的寒暄，郑先生便与我闲谈起来，问及为何多有翻译南传佛教的书籍，他答道，早年学修汉传佛教，但对止观知之不详，后来接触到南传佛教，发觉其四念处的禅修次第与方法比较清晰，遂发心翻译引介。
在郑先生翻译或自作的作品中，藏传、南传乃至汉传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可见他对各派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包容度。郑先生在佛教界，以弘化佛教而闻名。这位昔日台大外文系的天子骄子在大学期间开始接触，其中最为重要的老师之一，则是早年皈依印光大师，后来迁居的李炳南。
李炳南在创办的台中莲社，至今仍然是汉传佛教界的组织典范，佛教在这数十年的发展，皆有赖如此活跃的组织作为主力。而当年在轰轰烈烈的“大专青年学佛运动”，也多是由这样的组织引，今日教界的主力，多是当年那批青年学佛者。
知道我从来，且对天台的现状略知一二，郑先生便饶有兴趣地打听目前关于天台禅观的情况，尽我所能略作回答之后，郑先生似乎也受到某些触动，大谈当年接触南传佛教的记忆。或许，在他看来，汉传佛教某些方面蕴藏着很深的危机，他对佛教的兴趣，或许也是因此而生吧。
身为晚辈，不敢叨扰老人太久，遂起身告别。回程的上，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佛教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
我仍然想起维慈教授的那个论断，他认为1949年推迟了汉传佛教的衰落速度，尽管摧毁了大量的与僧人，让汉传佛教元气大伤。但是在对岸的，汉传佛教却犹如在温室中成长，享受着千年来汉传佛教难得的发展空间。但是在电光火影的片段印象中，我分别也窥到了某些危机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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