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上午11时45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60人组成的医疗队整装集合，前往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武汉。
医疗队主要来自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传染病或感染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他们将作为派出的第八批医疗队驰援武汉，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
重医附一院胸心外科主治医师王小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曾三次请战，即便是患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成天闷在防护服里就是一大挑战，但他仍毫无，接到援鄂通知后便立即奔赴前线。
到了武汉，看着这座曾经无比熟悉的城市，看着医院的患者和前线的医护人员，王小文心中五味杂陈。利用休息的间隙，他将自己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一记录下来。
CQDK全将连续更新王小文的抗疫日记，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真实细致的前线场景，感受到前线医护人员的辛苦和伟大。
临时排班和线日，根据今天的临时排班，我是下午6点这批进入病房。一大早，周主任就把我们今天要进去的8个人喊到餐厅，开了一个简单会议和工作部署。
首先，周主任再次强调全力救治病人与做好科学防护这两点基本要求；其次，今天的排班减少了进入病房的人员，这就意味着，一个病区就一个医生。周主任非常贴心，为了让我们安全进入病区，还专门为我们画了线图。
昨天第一批进去的战友们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个病区的70张床就全部收满了，还有几个特别危重的病人。我们有一个小分队在门诊4楼专门负责病历整理与传染病，因为门诊楼和住院大楼是两栋相距比较远的大楼，不能使用对讲机实时沟通，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病房里的一部手机。为了让病房和门诊的两班人马能够更加默契高效地完成工作，周主任要求我们今天进病房的人先要去门诊4楼熟悉病历和医嘱系统。
此时，外面又下起了雨，比昨天还大，夹杂着一阵阵冷风，气温明显低多了。我多加了件毛衣。中午11点，我们早早吃了午饭，穿好队服，前往门诊大楼。走到女人痣面相图一半，下起了雨夹雪，等我们到达医院时，已是漫天飞舞的雪。
我们来到门诊大厅，首先看到的是发热门诊。圆形的门诊大厅里，随处可见穿着各种颜色队服、说些不同方言的医疗队，还有拉着物资的工作人员。坐扶梯上了2楼，就是国家医疗队通道，来自四面八方的医疗队正在排队进入病区。
来到4楼，又是一番景象，每一个门诊房间都进行了编码，分区给不同的医疗队，每个座子上都摆放着对讲机和公用手机。医护人员一边拿着手机看着前方发来的照片，一边在电脑上敲打着。此刻的场景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听风者》，不见硝烟，但闻风声。疫情紧张，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都来支援武汉、支援湖北了，即便我身单力薄，也依然勇往直前，毫不。我曾在给我们主任请战的微信中写到：“我主动请战，我曾经的同窗好友们都已经上战场了，我还有什么好等待的呢……”此时外面想起了加油的口号声，我侧身从门口向外看去，一群穿着橘红色队服的医疗队正在集结进病房，后来得知他们是来自天津的援鄂医疗队。
回到酒店已经是下午2点半，我和来自肿瘤科的邓红彬医生18点进去，我们俩商量着尽早出发。此时窗外下起了鹅毛大雪，我太久太久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大雪了，让我想起了在北方上学时每到冬天的大雪。
下午4点半，我和邓医生吃了点中午剩的盒饭，起身往医院走去，外面的雪越来越大。一上，我们都在交流进去后可能遇到的情况。他是肿瘤科医生，我是胸外科医生，我们两人都没怎么接触过传染病的病人，其实算经验不足。
到达门诊2楼，签好名，做了体温检测，领了物资，我们便在门口等着进通道。穿着橙色队服的队员看着我拎着袋子走过来，赶忙上前问：“你们是从病区出来的吗？
我们从通道进去后，看到里面都是来自天津医疗队的队员，大家都已经包得严严实实，在做最后的整理。我们脱下衣服，换洗手衣、戴帽子、戴N95、穿隔离衣、戴手套、戴脚套、戴护目镜……仅仅穿防护服这一项就用去约一个小时。后面来自医疗队的队员感叹道：“光穿完全套防护服，体力就消耗了一大半，后面怎么办！”
外面飘着大雪，气温零下3摄氏度，间没有暖气，湿冷刺骨，我在防护服里面还专门穿了一件短袖，我还提醒邓医生要不要多加一件，这时一位满头大汗、疲惫不堪、瘫坐在椅子上的队员立马说：“兄弟，听我的，里面什么都不要穿，进去以后非常热……”
一同来的邓红彬医生问我穿尿不湿了吗？他怕在里面六七个小时。为了节约物资，我没穿，平时手术台上的锻炼就比较多，一般的胸心外科手术都在4个小时左右，大血管手术8—9个小时太正常不过，甚至还做过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所以我觉得我问题不大。
穿戴完毕检查没有问题后，我们按照要求分批进入。我一戴上护目镜，就很快起雾看不见了，旁边的一位战友非常热情地教我怎么涂碘伏防止护目镜起雾，按照她的方法，果然要好很多，虽然还是有雾。
防护服穿好后，每个人都变得一样，人群中我喊着邓医生，其实他就在我身后。为了能够互相辨认，大家都把医院和名字写在了衣服上。眼睛被护目镜的雾气遮挡，再加上臃肿的三层衣服，每个人都像是走在太空舱内一样。
出了通道，到外科大楼还有一段没有灯光的暗道，死一样的寂静，只能听到自己粗大的呼吸声，邓医生在后面说：“这要是一个人上班，好吓人啊……”
我们来到15楼，看到我们来，队员们松了口气，她们工作这么久已经很辛苦了，何况还是两个女同志。我上前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病人在哪一床？情况怎么样了？
进入病区一段时间，我慢慢适应一些了，但戴着护目镜，再加上起雾，视线只有前方模糊的一点，其余根本看不清。我拿着单，几乎贴在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电脑核对。这时，突然有个病人在后面轻轻拍了我一下，喊到：“医生，问你个事。”说着就把一个手机凑到我面前。
病人这突然的举动让我紧张了一把，但我也没有惊慌，示意她坐下来慢慢说。这时我才看清她，是个60多岁的女性，拿手机是让我看手机上的图片，想让我了解她的情况。她还没说完，又一个穿着黑衣服的患者拿着片子在后面等着我……我还没把病人熟悉完，就被一大波病人围住了。
9点半，通知我说58床病人发烧，38.3℃。我赶紧过去看病人，没有其他症状，生命体征也平稳，做了一些解释、安抚和处理。我还没走出病房，隔壁床的大叔就早早在门口等着我，我一走出去他就把我拦住，非常紧张焦虑地说：“医生你看我，没咳嗽、没发热，我旁边那位可不一样，他要传染给我啊，我现在后悔进来了，我要出去……”
新冠肺炎患者的焦虑与恐慌在病房内尤其突出，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能不能好，会不会死等，医生需要做大量的安抚和解释工作。
63床的婆婆已经有两三天没好好吃东西了，我来到她的床边询问原因，婆婆年龄大，她说她不想吃，也吃不下。她听力不太好，我对着耳边大声地鼓励她，要加油吃东西，没有营养怎么打败“敌人”。
病房里的工作完全和平时的临床工作不一样，、系统、病人、条件等等，差别很大。我们还会遇到很多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75床是个老大爷，患糖尿病多年，来住院的时候没有拿胰岛素，我赶紧喊检测了血糖，问大爷家里电话多少？我给家里人打电话，喊他们送来。老大爷的一番话让我心里酸酸的，他说：“我家里没人了，家里的人都被确诊了，都送到不同的医院了……”
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安慰他。让我又想起那句既神圣又质朴的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对于我们来说，“治愈、帮助、安慰”，这是沉甸甸的6个字啊！
出病房的时候，当我脱掉护目镜和外层口罩，检查人员发现我防护服的拉链松开了，说实话我有些紧张，但新冠病毒主要是通过呼吸道，我也并不害怕。我在外面等邓医生的时候，旁边坐着的是来自徐州的医疗队的队员，他也在等其他队员出来。这时候，他们的一个女队员忐忑地跑出来，几乎是哭着说她脱防护服的时候发现防护服破了，里面穿的洗手衣也污染了，不能要了……
同事一边安慰她，一边仔细询问。我也赶紧解释，破了不代表就会感染，只是有些风险，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呼吸道，不用太担心。
出来的时候上的积雪已经融化，回到酒店已经凌晨1点多了。我洗澡的时候发现，虽然做了，脸上还是有压痕，吃了碗热气腾腾的泡面，给家人报了平安，睡了。
最后，要特别感谢给予强大支持和关心的大后方。得知气温骤降，连续多天降雨，很多队员的鞋都湿了，医院积极准备物资，给前线的队员准备衣服、鞋子，听说很多科室还捐赠了帽子。下班回来，翻着群里的图片和消息，感觉特别温暖。后方如此关爱，前方还有什么理由不向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