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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特别的蒙藏僧人抗日组织

※发布时间:2021-1-7 10:33:33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山西五台山林立,其中分黄庙、青庙两大类。黄庙即藏传佛教(当地称庙)。对于笃教的藏族百姓来说,五台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八思巴、释迦益西、十三世、九世、章嘉呼图克图等不少藏传佛教高僧都曾在此诵经驻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五台山教界很快成立了“僧界救”。他们以“救国救难僧人有责”为旨,发动各僧人联合起来,选拔僧人进行武备训练,抵御外侮,以拯国难。

  在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被动局势下,中国确立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战略部署。1937年9月,将军率部开赴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开展游击战争,驻扎在五台山一带。

  当时,五台山蒙藏等各族僧人共有1000多人。能否得到蒙藏僧人的支持,不仅关系到群众对抗日的支持,还可以消除日本借助佛教手段在蒙藏地区进行离间之计。八军到五台山后,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僧众一致抗日。等多次亲临五台山,结合五台山的民族和教情况,他认为对佛教、、僧侣,不能简单地以“”而论。要求机关、部队都要爱护文物古迹,不僧侣们正常的教活动。这一做法,使五台山僧众对、八军有了新认识。

  这期间,晋察冀边区和五台县委都非常重视五台山地区的工作。在五台山举办了训练班,宣传抗日,宣讲党的民族教政策。为了照顾僧人的生活,遇到灾年,便拨款拨粮救济寺僧……寺僧自发组织了五台山蒙藏,开办了蒙藏学校,主动参加举办的训练班学习。边区逐步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以及农、青、妇等抗日群众组织,建立。五台山僧人也提出“抗日救亡,僧众有责”的口号,表示中国抗日救亡纲领。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9人,有员和的代表、各抗日军队的代表、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自卫会’的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代表”。蒙藏代表两名(蒙古族李银举、藏族党仲加磋),佛教代表两名(黄庙二依什捧磋、青庙僧会长然秀)等参加了这次大会。五台山黄庙依什捧磋(台麓寺二)在会上的发言非常感人。他说:“……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在这国家一致抗日的期间,我们也是抗日的。……我们许多、,也都来参加抗日,也组织僧人动员会、自卫队。拿枪去杀日本鬼子,我也肯干的!因为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有个老佛爷,也还要给他点灯,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血性吗……”

  倭寇侵我,华北几于沦亡,人民检其,笔诸难局。幸赖我司令、主任及各工作同志、团体、努力奋斗,遂有今日组织临时满之结果。将收复失地,民族振兴,实现幸福之新中国,在此一举。本会等谨率全体蒙藏善男信女,及青黄两庙僧众,愿接受这个之领导,抗战到底,并愿尽可能联合蒙藏人民即各方僧众,团结一致,倭寇出华北,出中国,特此敬贺。

  1938年4月16日,佛教圣地五台山举行僧众大会,将原“僧界救”改称为“佛教救国同盟会”。于是,“69座的汉、满、蒙、藏、回各族僧人1780多人,积极抗日救国的主张。其中占三分之二的青壮年、1100多人,参加了抗战的实际活动”。

  五台山佛教救(简称“五台山佛救会”)成立之初,适逢中国提出“在可能和必要时发行救国公债”的财政经济政策,五台山僧人自愿组织认购晋察冀边区发行的公债2000元。这一方面体现对新成立的抗日的信心,另一方面帮助抗日军队解决最为迫切的军队补给问题,缓解了日军经济的困境。依什捧磋在执行党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的过程中,主动给佃户减租粮15万斤。他还积极支持边区的抗日工作,受到的表彰和人民的尊敬,被推选为晋察冀边区的。

  1938年6月17日,“藏传佛教”再次发起为驻扎在五台山地区的抗日军队募捐防寒衣服、鞋袜等300余件;并为驻军供给柴火,赠送粮食,募捐钱物,为开辟五台山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38年4月13日至17日,在五台山相继举行“抗日阵亡将士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藏传佛教僧人和近千人参加。

  “1938年7月30日和10月1日,五台山‘蒙藏’发起并组织了慰劳抗日前线将士的活动。第一次黄庙僧人捐出了白洋150元,蒙藏募捐白洋49元;第二次捐募干粉106斤、红糖20斤、茶叶5斤、大米200斤、省票30元。‘蒙藏’的这一行动,带动起五台山其他的僧人和当地农民群众,掀起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的热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军,其中包括顶等10处藏传佛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充分显示了藏传佛教抗日爱国的饱满梦见牙齿松动情绪。”

  抗日救国组织的形成便于集中抗日力量,进行有计划的军事和经济筹备活动,同时,由于组织的特殊性,组织活动又具有一定的性和隐蔽性,成为抗日军队的信息站和联系桥梁,在探听日军行动和赢得更多军事准备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

  “1938年初,五台山地区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由于队员不断增多,严重短缺,远不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经过调查,得知镇海寺水乐院藏有一部分武器。于是,自卫队决定设法动员该寺献出所藏,支援抗日。”

  五台山僧人在抗战中同各族群众密切配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9月至11月,日军调集2万多兵力,对五台山进行‘’。为了更好地掌握日军动向,僧侣和的文物,八军派五台县四区区长胡培模等人化装成僧人来到,领导我们僧侣自卫队配合八军战斗。……我们僧侣自卫队还抗战第一线,直接参加打击敌人的战斗。

  “1938年10月9日,日军在五台山地区遭到五台山僧人自卫队和八军、农民自卫队的伏击。次日,日军采取报复行动。首先派出飞机在五台山上空袭扰投掷,随后日军步兵从鸿门岩金阁寺分两侵入五台山台怀镇杨林街,以及显通寺、塔院寺、顶等,到处,恶意文物古迹。在显通寺当家然宇的住处,搜出了‘五台山佛教救’的印章,然宇被日军立即捆起来审问。同时在梵仙山里了5名抗日工作人员,都被在显通寺松树上,准备。在这紧急关头,僧会长然秀急速派人到罗日侯寺请来杨金巴。为了赢得时间,他又亲自跑到顶禅堂院叫来能讲蒙语和日语的席增阁,让席增阁与日军翻译交涉。然秀带领240多名僧人跪地求佛。席增阁用日语向日军队长说:‘是,与日本佛教一样,只念,不参与政事。‘佛教救’印章是八军送来的,与当家然宇和僧人无关,不应治罪。’席增阁又解释说:‘从梵仙山抓来的外籍人,都是来五台山朝山的,只因兵荒马乱无法回去,他们不是八军干部,也不该问斩。’席增阁和杨金巴二还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历史,指出乃之所,不可害命,并说佛爷可日军太平无事,躲灾避难。日军队长终于被了,当即了然宇和我5名抗日工作人员。”

  1938年11月,八军准备在石沟峡谷伏击过的日军。僧侣自卫队积极配合。战斗打响后,日军在八军官兵的打击下乱作一团,拥挤着往回撤。看到这种情况,守在沟口负责堵截敌人的自卫队员在慈因的带领下,争先恐后地往山下滚石头、扔,砸得日军哇哇乱叫。自卫队在日军的中为掩护八军,机智地同日寇周旋,为八军创造了更多的杀敌机会。

  1942年4月的一天,五台山佛救会接到通知,区武委会主任杨大可带领部队接收弹药,五台山佛救会为配合这次行动,组织10余名青年僧人协助,负责查看行动线,敌人,护送八军,命令僧人:“不准点灯,不能让狗叫,机密,泄露者杀头……”这天夜间,五台山一片漆黑,西北风呼呼作响。区武委会主任杨大可率领七八十个民兵悄悄溜进,搬出弹药箱,经过顶,转向南山,将500余颗手榴弹、1挺机枪、30万担粮食、12000多发子弹顺利地运出,交给抗日,支援了八军。

  五台山在全国僧侣中是很有影响的,早在1938年1月就为此发出快讯 ,“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了国。”这一消息在全国佛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五台山各族僧人积极参加抗战,捐款捐物,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抗战胜利,乃至参军参战,为国家安危奔走,充分体现出他们的大局意识和历史感。再一次证明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在遭受侵略、奋起并肩抗战的过程中,共同的命运把各兄弟民族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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