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之后，会让市场上捡拾垃圾的成本变小。市场竞争的模式就会变为，朝向垃圾分类的上游去竞争，即到家里去上门收垃圾。
▲2019年3月，4个由环保志愿者扮演的垃圾分类箱人偶亮相上海某广场，与家长和孩子现场互动，宣传垃圾分类的小知识。图/视觉中国
上海开始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之后，一个新兴职业也应运而生：代收垃圾网约工，根据从业者的说法，只要勤快，月收入甚至可达到一万元以上。
“代收垃圾网约工”，顾名思义，就是客户通过线上预约，线下上门回收，或者定时、定点回收的工作者。
实际上，中国一直有着较高效率的垃圾回收系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节俭，会把可回收的东西分出来；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较低，使得这一行的市场化成为可能。所以，如果仅仅是上门回收可回收的垃圾，这并不是一个新模式，早已存在，称之为垃圾分类之后出现的新行业，有些言过其实。
毋庸讳言，当下严格的垃圾分类政策，一些地方从开始宣传到实施，分类要求很细，但给准备的时间并不长，知识普及不足。这就令市民在习惯养成之前，短期内无所适从，就会产生感，想找人帮忙。
此外，垃圾箱定时制度之下，很多市民因为工作关系，的确不能按时投放垃圾。所以，必须找人帮忙。这种上门收垃圾，只是家务的市场化，属于家政服务的一种。
不过，长期来看，这个市场未必会长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垃圾分类的实施过程，本身就是知识普及与教育的过程，也是习惯养成的过程，一段时间之后，在家里随手分类，就是一个自然而然地过程。
上门收垃圾，对市民来说，除了费用之外，也并非毫无成本，同样也要约定时间，准备好垃圾。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隐私。一个家庭的垃圾，藏着这个家庭的生活细节，如果垃圾要打开重新分类，会很多隐私。
如果自己分类变得容易了，上门代收垃圾，就会从相对简单的办法，变为相对麻烦、甚至有风险的办法，自然也会从市场上消失掉。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公共利益提高的背后，还有利益的分配结构。垃圾分类制度，增加了市民的行为成本，但同时，却降低了垃圾回收系统的成本，增加了它们的收入。某种程度上，这种成本与利益的转移是好的，合理的。有意思的是，依附于垃圾分类制度，还会产生很多其他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会影响到原本的利益分配结构。
在垃圾没有分类之前，混合在一起的干湿垃圾特别脏，各种食物残渣、废旧纸巾、不明的液体，再加上发酵的气味，对人的视觉、嗅觉来说，都是极大的刺激。所以，从混合垃圾中搜寻有用的可回收之物，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很少有人会去翻这些垃圾。
但是，现在分开了，从这些干垃圾中寻找可回收之物，就没有太大的感官刺激，成本就变小了。甚至对很多捡垃圾的人来说，等于是从垃圾桶中捡钱。面对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市场竞争的模式必然就变为，朝向垃圾分类的上游去竞争，即到家里去上门收垃圾。这也就是新闻中报道的模式出现的原因。
当然，无论如何，这也意味着，本来会从垃圾分类中受益的市政垃圾回收、处理系统，流失了一部分本来以为会获得的利益。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市政的垃圾处理体系和这些分散的废旧物品回收者，争抢资源呢？
让垃圾站的志愿者去捡拾者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志愿者不可能一直都在，居民的习惯培养好之后，志愿者就会自动“”。而且，翻垃圾，会引发频繁的冲突。有更高效的办法，完全不必用这种办法。
小区的收废旧物品者，是中国现存的市场化的、且相对高效的垃圾处理系统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只有三轮车、自行车，并没有能力把可回收垃圾送到20、30公里之外的回收厂。他们只有章泽天高考成绩先送到市区内部的一些集中点，即他们的买家那里，再集中起来，用大货车送到郊区的处理厂。
所以，如果从市政管理、清洁、卫生角度，清理掉这些分布在市区的可回收物品站，小区的垃圾废品收购者，就无处可卖，自然就会消失掉。而上门回收垃圾，无非是这种形式的变种。所以，在更大的机制面前，这些小小的黄雀，都有可能慢慢地消失掉。
本质上，这是中国的垃圾回收行业的一场变迁，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兴职业能不能长久的存在下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且让我们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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