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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四十年里，学者们多次认为中国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吴晓波认为，中国经济变革有四大动力：一、制度创新，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所有的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二、非均衡，中国从集体贫穷到让一种非均衡的发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巨国效应，中国的人口红利让很多企业形成了巨大优势；四、技术破壁，技术不可逆，是一种新动力310328基金吧)。
1978年，中国人均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中国人均P将达到9281美元，这个数字代表中国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
再来看恩格尔系数，1978年，老百姓603883股吧)赚100元钱有60元钱是拿来买食品。今年中国老百姓每月39%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61%用于购买提高美好生活的商品。
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全都是国营企业且界五百强中微不足道。2017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民营企业。
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在1978年是一个要被的名词。今天中国中产阶级数量从0增加到2.3亿人口。这是除美国以外，比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此外，目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国年轻人消费掉的，而且这些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39岁。美国购买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要比中国老15岁，而美国网民平均年龄比中国大5岁。在这个意义来谈，中国要比美国年轻10岁。
今天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2017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同时，所有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关的基础生产资料，中国都是最大的消耗国。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国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新面孔》。1984年中国开始了城市体制，中国的马上出现了很多的广告牌、出现可口可乐、中国城市的围墙开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国的今天非常》为封面标题，孩子吹泡泡为配图的。但仅仅四年之后，TIME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赢了》的文章——因为美国总统要访问中国，为了拿我们2000亿美金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通过这一本的，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的变化并非一天发生。如果静态来观察，我们发现所有的变化都非常陌生。中国“这只船”这么大，但每天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开发四十周年来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作答。
20多岁的费正清（历史学家、汉学家）博士毕业后来到了中国，他在1940年代中期写了《美国与中国》这本书。这是学者第一次把中美对照起来的一本书。当时费正清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
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决定放弃自己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并将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写了《中国简史》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在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后，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自身内在的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600405股吧)。但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后就去世了。他很不负责任，中国的动力源是什么？内在动力和需求是什么？他没来得及的解释，那时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的让人恐惧。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是罗纳德·科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变革中国》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有三个结论：
一、1978年中国的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运动；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三、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法用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曾经对中国讲过一句话——“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对不起，我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认知。在过去四十年里，起码五次学者们认为中国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问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十年的经济史，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的话会是哪个词？周老师说是“水大鱼大”。上个礼拜周其仁在中提了一个有趣的设问——今天中国变成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水大鱼大”。
水是指经济、制度；鱼是企业。他问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差、中国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怎么来的？如果说“水”很好，那么为什么那么“鱼”非正常死掉呢？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在40年里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的钱，但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的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很多是咱们中国人。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安全呢？这个焦虑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问号。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不断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制度创新。这四十年变革，是无数多的产业制度、宏观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制度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19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去做调研，替中央写调查报告。当地有一个叫陈定模（创业家&i黑马注：1984年任龙港镇委）的人，在温州螯江圈了一块地宣布说：我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然后他拿了一张图纸，到温州到处卖给大家，我卖给你房间，你花5万元可以圈一块地，随你造楼。然后楼造完，前面一条马，这边归你修，对面归人家修。我去调研时，他已经做了5年。
我离开时，陈定模请我喝酒，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所有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非常震撼，后来我把这句话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看，你会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企业，哪一项不是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第二，非均衡。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子，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穷。1978年以后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是那些智商最高的，学历最高的人？不是。因为当年这一波人在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谁先富起来的？是那些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农民，“投机倒把”。所以，非均衡的结果，不是最优秀的先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你会发现，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开始把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打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然后我们对外企进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国家有了很多的区，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港。这就是一些允许被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就获得了优先发展机会。
第三，巨国效应。这个词是我跟管清友聊出来的。他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座各位脑袋比欧美人更聪明？我们是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我写《激荡三十年》时，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月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柯达胶卷全球总裁看《》以后，就飞到，他在遥望对岸就心潮澎湃，自己终于找到一个要发大财的地方，那个地方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一个胶卷的线亿胶卷。
我们这四十年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关系。在1978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将近60%。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
今天中国有两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2017年）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马云马化腾的智商比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60后、70后更聪明？好象也不是。随着互联网人口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他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但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互联网人口。
第四，技术破壁。任何一个国家不断进步迭代（都依靠）两种能力。第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就是制度是可逆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今天中国很多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吗？不是，所有牌照仍然牢牢的抓在（相关部门）手里。
回过头来看，这四十年来，中国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在198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随着欧美国家劳动力人口（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恰恰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提高，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这个时候出现了互联网。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工业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的头班车。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它改变了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去年开始，它又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背景，中国又出现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错配。我们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分有关。同时，瞻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看到了新能源、材料、基因，而这些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的增长，发生了重大应和。
所有这些变化，好象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线年以来，如果有个“”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生活在一个商业好的时代。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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